摩洛哥非洲中国合作与发展协会「非洲国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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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阿拉伯世界研究》2021年第6期

内容提要

阿拉伯剧变使许多西亚北非国家的政权面临严峻的挑战，摩洛哥社会的稳定则被视为例外。纵观摩洛哥当代发展史可知，该国的稳定建立在其不断完善的国家治理的基础上。通过向不同的社会群体提供安全、基本服务和政治参与方式，摩洛哥政权维护着社会的整体稳定。在营造安全环境方面，摩洛哥政权削弱伊斯兰反对派的力量、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完善法律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以及在外交层面维护集体安全；在提供基本服务和政治参与方面，摩洛哥政权向广泛的社会群体提供社会经济资源，确保政党和公民社会的政治参与，社会发展保持总体稳定的态势。当出现社会抗议时，摩洛哥政权诉诸政治经济改革和镇压等方式维护国家的整体稳定。

关键词

国家治理；社会稳定；摩洛哥政权；阿拉伯剧变

作者简介

江琪，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

张宏，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教授

正文

图片来源：Migrademo

摩洛哥是西亚北非、西非和伊比利亚半岛之间进行宗教和商业交流的重要枢纽。政治方面，相比于西亚北非其他陷入内战、恐怖主义蔓延和持续动荡的国家，摩洛哥在阿拉伯剧变期间及之后的稳定使其被学界视为“例外”。经济方面，摩洛哥的GDP从1999年到2019年期间实现了稳定增长，年均增速为4.09%。1999年，大约16％的总人口和30％的农村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2019年，这些数字分别是4％和19％。外交方面，摩洛哥在巩固与传统同盟地区（即欧洲和海湾地区）伙伴关系的同时，积极发展同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近十年来，摩洛哥也加强了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关系。2016年摩洛哥国王访华以来，中摩关系正加速向前发展。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摩两国在抗疫工作中的合作堪称南南抗疫合作的典范。摩洛哥的稳定对于中国在西亚北非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至关重要。通过对摩洛哥（1956年独立后至今）的历史梳理可知，摩洛哥的稳定不是偶然现象。本文从摩洛哥政权在安全、基本服务和政治参与这三个领域的治理出发，分析当代摩洛哥政权通过国家治理，有效维持社会整体稳定发展的原因。摩洛哥是“一带一路”上的重要国家，了解该国国家治理的特点，对于推进中摩两国今后的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内外学者对摩洛哥社会稳定原因的分析有很多，这些解释可以分为以下四个角度：一是宗教治理的视角，即摩洛哥宗教因素和宗教机构的制度化建构与稳固了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抵抗并打击了极端思潮与恐怖主义，从而维持了平衡稳定的政治秩序。二是政治多元化的视角，即摩洛哥政权对政党的治理、政治议题的设置和对政治联盟的巩固增强了政权的弹性。三是经济改革的视角，即摩洛哥政权对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增强了国家经受内外各种震荡的能力，巩固了政权的统治基础，确保了政局的基本稳定。四是外部因素的视角，即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国家、美国和沙特共同组成了维护摩洛哥政权安全的重要外部力量，这些力量的援助和支持维护了摩洛哥政局的稳定。

综观学者们的分析维度可知，虽然宗教因素维护了摩洛哥政权的合法性，但在哈桑二世时期发生的两次军事政变以及穆罕默德六世时期伊斯兰反对派带来的挑战表明，宗教的维系力量似乎并不适用于所有群体。政治多元化的策略使政权缓和了国内外的改革压力，但政党多元化带来的政治格局使庇护主义逐渐成为政党谋利的工具，由此产生的腐败问题以及行政效率低下引发了多次社会抗议。经济改革帮助摩洛哥解决了债务危机，使政权获得了丰厚的经济资源以维系统治基础，但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的社会贫富差距问题是摩洛哥数次社会抗议的导火索。对比北非邻国，摩洛哥政权在阿拉伯剧变中的幸免得益于西方国家的“不干涉”，而西方国家的这种态度是摩洛哥政权多年采取平衡外交的结果。与此同时，通过对比社会抗议中群众的示威口号可知，摩洛哥民众并没有质疑国王的地位，他们更多的是抗议社会经济问题，所以外部力量的“支持”顶多是助力因素而不是决定因素。因此，单纯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因素无法解释摩洛哥社会长期稳定的原因。本文试图通过更宏观的角度，即国家治理的综合视角，探究当代摩洛哥政权是如何巩固其合法性，使其在宏观层面得到社会民众的支持，实现国家长期稳定发展的。国家治理就是国家运用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的活动和过程，治理可以被定义为行使政治权力和使用制度资源来管理问题和社会事务。本文将从安全、基本服务和政治参与这三个维度出发，分析摩洛哥是如何通过不同的国家治理实践来维护社会稳定的。

一、摩洛哥政权对安全的维护

摩洛哥在安全领域最大的挑战来自宗教极端主义和以“正义与灵性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Justice and Spirituality）为代表的伊斯兰主义力量。前者制造的恐怖主义袭击威胁着摩洛哥民众的人身安全；后者在哈桑二世时期对国王地位合法性的挑战威胁着摩洛哥政权的安全。针对宗教极端主义，摩洛哥政权采用国内治理和外交合作相结合的方式，基本上消除了摩洛哥本土的恐怖主义袭击。针对以“正义与灵性组织”为代表的伊斯兰主义力量，摩洛哥政权通过宗教、政治和武力镇压的手段削弱了其带来的潜在威胁。此外，摩洛哥政权通过一系列法律改革，逐渐改善了该国的人权状况。

（一）对国内安全的治理

摩洛哥政权对国内安全的治理主要体现在削弱以“正义与灵性组织”为代表的伊斯兰主义力量和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哈桑二世在位期间，摩洛哥政权在国内的世俗主义与宗教之间建立了平衡，形成了一种“宗教—民族主义的综合体”。这种特定的文化综合体在摩洛哥多元社会的不同群体之间产生了广泛的吸引力，削弱了伊斯兰反对派团体的力量。此外，摩洛哥政权加强了与苏非主义力量的同盟关系和对宗教机构的垄断。长期以来，苏非派势力与摩洛哥王室建立着较为稳固的同盟关系，苏非主义的精神象征是王室权力仪式中的一部分。官方伊斯兰力量是国王“信士的长官”（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与谢里夫（Sharif）身份的实体化表现，摩洛哥政权通过设立一系列宗教机构，将官方伊斯兰力量官僚化。同时，摩洛哥政权还通过将伊斯兰主义者（此处指“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以下简称“正发党”）纳入政治体系以及加强安全机构的建设等方式化解了以“正义与灵性组织”为主的伊斯兰反对派团体构成的潜在威胁。

穆罕默德六世继位后，摩洛哥政权通过开启对宗教领域的改革，净化了该国的宗教环境。宗教领域的改革是摩洛哥打击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战略框架中关键的组成部分，旨在维护摩洛哥的“精神安全”和国家安全。摩洛哥在宗教领域的改革主要包括以下措施：第一，重组主要的宗教机构，包括宗教基金与伊斯兰事务部（Ministry of Religious Endowments and Islamic Affairs）、最高乌莱玛理事会（Supreme Council of Ulema）和穆罕默德乌莱玛联合会。改组内容涉及机制、立法和社会等诸多方面，改革的目的是扩大每个机构的功能和责任，进而涵盖摩洛哥宗教生活的各个方面。第二，实施针对伊玛目和训导师的培训和教育计划，旨在提高摩洛哥宗教教育的现代化，协助去极端化政策的实施。在课程设置上，培训伊玛目的课程多样化，包括心理学、哲学、比较宗教学和外语，以促进开放和温和的思想。在授课群体方面，逐步关注女性的力量。2006年启动的女性“训导师计划”（Mourchidat Program）试图发挥女性的宗教软实力，在暴力发生之前将其化解。第三，法特瓦（Fatwa，伊斯兰教令）发布的制度化，以避免出现相互矛盾和冲突的法特瓦，防止国内和外部势力损害国家利益。2004年，最高乌莱玛理事会设立了全国唯一的法特瓦发布单位——教令委员会(Ifta Committee)。第四，通过媒体传播温和的马利克派（Maliki school）思想。摩洛哥开设了宗教广播电视频道（Assadissa TV）和网站，这些媒体通过图像以及简洁的语言，向广大摩洛哥公民传播官方的伊斯兰思想。通过这些改革，摩洛哥政权巧妙地抵制了国内的宗教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

（二）在维护公民权利方面的法制建设

通过一系列法律改革，摩洛哥政权逐步完善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摩洛哥独立后的第一部宪法——1962年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如平等权、自由权、财产权以及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权利。之后的法律进一步完善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1993年和2004年对《家庭法》的改革逐步改善了女性的地位，扩大了其在监护、结婚和离婚等方面的权利。2002年和2011年的《选举法》将女性在议会中的配额席位由30个增加到了60个。2019年，在摩洛哥的议会席位中，女性的比例为17％，比2004年的1％有了显著的增加。此外，性别平等是许多法律规定的核心，如2003年的《劳动法典》和2008年的《国籍法》。在改善人权方面，摩洛哥于1990年通过了《国家人权宪章》并建立了全国人权协商委员会（National Consultative Council on Human Rights），从1991年至1993年释放了数百名政治犯。穆罕默德六世执政后，开启了对过去权力滥用的讨论，平等与和解委员会（Equity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的建立是该国司法过渡进程中的重要一步。2007年 8月，人权协商委员会宣布，有23,676人因哈桑二世统治期间被侵犯人权而获得赔偿。在完善安全机构的治理方面，2011年宪法不仅将安全政策和实践提交议会监督，而且还规定安全部门的人员尊重人权，以履行摩洛哥在该领域的国际义务。摩洛哥政府最近通过的《国家民主与人权行动计划（2018~2021年）》重申了其建立永久性机制以使安全部门民主化的政策，旨在通过维护公共秩序和保护人权来改善安全服务。

（三）在外交层面对国家安全的维护

在外交层面，为维护国家安全，摩洛哥政权加强了战略伙伴关系的多元化和在安全领域的外交合作。在战略伙伴关系的多元化方面，哈桑二世执政时期，摩洛哥不断发展与美国、欧盟、以色列以及海湾君主制国家的关系。穆罕默德六世执政以来，战略伙伴关系的多元化和加强多维度的南南合作构成了摩洛哥外交政策的主要特点。在2016年海湾合作委员会峰会期间，穆罕默德六世提出摩洛哥致力于维护与传统伙伴的战略关系，同时寻求发展与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6年3月，穆罕默德六世访问了俄罗斯，两国元首宣布深化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同年5月，中国和摩洛哥两国的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2017年，摩洛哥成为马格里布地区首个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的国家。2018年，摩洛哥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员。此外，摩洛哥还加强了与非洲国家的伙伴关系。2017年，摩洛哥重返非盟并申请加入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通过落实战略伙伴关系的多元化，摩洛哥政权增强了国家外交的自主性，从而在国家安全方面加大了与传统盟友（如法国）的谈判砝码。

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方面，“9·11”事件之后，摩洛哥加强了和美国在反恐方面的合作。在2003年和2007年摩洛哥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增加了对摩洛哥的军事援助。随着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在马格里布地区蔓延，摩洛哥越来越注重与非洲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合作。自2012年初以来，摩洛哥一直在领导复兴和改组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Community of Sahel-Saharan States）的工作，以解决该地区不稳定的安全局势。摩洛哥还通过培训本地宗教学者来满足非洲国家的需求，旨在通过对抗瓦哈比主义的影响来预防宗教极端主义。为了应对宗教工作人员培训需求的增长，摩洛哥于2015年成立了穆罕默德六世伊玛目与训导师学院（Mohammed VI Institute for the Training of Imams, Mourchidin and Mourchidat）和穆罕默德六世非洲乌莱玛基金会（Mohammed VI Foundation of African Ulemas）。此外，摩洛哥还加入了沙特组建的“伊斯兰军事反恐联盟”（Islamic Military Alliance to Fight Terrorism），以打击各类伊斯兰极端组织。自2003年以来，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不时挑战着摩洛哥的国家安全，给该国的社会和经济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通过与地区国家及域外大国在安全领域开展合作，摩洛哥为社会的整体稳定营造了良好的内外环境。

二、摩洛哥政权提供的基本服务

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一般是指资源（土地、水等）、基础设施（公用事业、交通、通讯等）、社会服务（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和经济机会（工作、良好的商业环境、政府采购等）。独立后，摩洛哥政权对基本服务的提供随着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国家主导的发展使政权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为不同的社会群体提供了丰富的资源；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时期，政权将经济社会资源更多地分配给对其统治至关重要的精英群体；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的私有化进程导致了资产阶级对经济社会资源的垄断，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和民众的不满，最终引发了摩洛哥的“2·20”运动。后阿拉伯剧变阶段，摩洛哥政权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措施和社会计划旨在缓和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不平等依旧存在，引发了近年来农村地区大规模的社会抗议。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摩洛哥政权加大了对基本服务的投入，缓和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维持了国家的整体稳定。

（一）摩洛哥政权提供的基本服务成果

1. 提供的经济资源

在经济资源方面，精英阶层在获得土地、企业资源和银行贷款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在提供土地资源方面，独立初期，为了获得农村精英的支持，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摩洛哥政权将收回的殖民地土地分配给不用交税的农村名流、官员和地主，使他们保留了对三分之二灌溉土地的控制权，体现了对农村精英的支持。在提供企业资源方面，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为了进一步巩固政治经济各个领域的精英支持基础，摩洛哥政权通过保护主义的制度，促进了当地私营企业的扩张。其中，“摩洛哥化”是在此期间采取的最重要的政策。该政策规定，对于任何指定的商业、金融和工业公司，当地人必须持有至少50％的资本和管理职位。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家在私有化的进程中以低价出售其经济资产并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摩洛哥的资产阶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提供银行贷款方面，摩洛哥政权通过商业银行系统向精英阶层提供信贷支持。1982年，哈桑二世国王从法国所有者手中接管了该国最大的私人企业集团——北非证券集团（Omnium Nord Africain），该集团收购了摩洛哥主要的商业银行的大部分股份。2010年，北非证券集团与国家投资集团（National Investment Company）合并，王室对经济的控制进一步扩大。摩洛哥主要家族的成员在银行系统中担任重要职务，他们垄断了对私营部门的信贷分配。

对于中产及以下阶层，他们对经济资源的获取体现在就业和政府对企业的支持方面。在提供就业方面，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国家获得的经济租金被投资于公共部门的扩张。这一时期，摩洛哥政权将新兴的城市中下阶层和越来越多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纳入社会契约。后阿拉伯剧变时期，通过在不同阶段实施经济改革计划，摩洛哥政权致力于在私营部门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经济、社会及环境理事会（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ouncil）的建立旨在帮助摩洛哥青年融入劳动力队伍，并提供必要的技能培训，以增加他们获得工作的机会。在政府的努力下，摩洛哥总体的失业率从1999年的13.94％降到了2019年的9.02％。在为企业提供支持方面，市场的自由化使更多年轻人成为企业家，但财富的集中以及政治和商业精英的相互交织，限制了中小型企业家在整个私营部门内部获得更大影响力的能力。后阿拉伯剧变时期，摩洛哥政府在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上实施了多项改革政策。通过创建“工业生态系统”，摩洛哥政府鼓励中小企业建立互惠互利的伙伴关系，查明供应链中的差距并找到办法弥合它们。为了打破中小型企业的壁垒问题，摩洛哥政府于2018年重启“竞争委员会”（Competition Council），旨在促进中小企业在私营部门的发展。

2. 营造良好的商业环境

近年来，摩洛哥完善了法律和经济部门结构的相关建设，为营造良好的商业环境奠定了基础。在法律层面，旨在改善投资条件的法律建设为私营企业的经营者提供了更好的保护，使摩洛哥成功吸引了持续的外国资本流入。此外，近年来与主要经济体（包括美国和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得到了一系列双边投资条约的补充。2014年颁布的新《公私合营法》（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Law）为交通部门的投资提供了动力，主要道路、铁路、机场和港口基础设施的升级将继续按照摩洛哥政府长期基础设施战略设定的目标继续推进。在升级经济部门结构方面，《国家工业崛起公约》和《工业加速计划》旨在加强当地的工业基础并增加工业部门对GDP、出口和投资的贡献。摩洛哥最终希望进一步融入全球市场，并将自己定位为有望促进增长的非洲地区的商业中心和连接非洲和欧洲的牢固纽带。2020年，摩洛哥在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便利度中排第53名，在西亚北非地区排名第三，仅次于阿联酋和巴林。相比之下，2010年摩洛哥该指标的全球排名为第128名。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了支持受影响的企业，摩洛哥政府激活了银行和中央担保基金（Central Guarantee Fund）的额外信贷额度，提供5,000万美元的特殊担保机制。摩洛哥工贸部发起了支持中小企业投资抗疫产品生产的倡议，以生产抗击疫情的产品和设备。此外，修订版财政法案以支持逐步重启经济活动、保障私营领域就业、加速推进行政改革三大领域为主线，规定为小微企业提供高达95%的担保比率，国家投资总预算增至860亿迪拉姆以刺激经济复苏，强化金融包容性以改善营商环境。

（二）摩洛哥政权在社会领域提供的基本服务

1. 普及教育

1999年以来，摩洛哥为普及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加强教育的公平性和促进教育和就业的衔接先后实施了多项教育改革，政府先后颁布了《国家教育与培训章程》(N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harter，2000~2009），《国家教育紧急计划》(National Education Emergency Support Program，2009~2012)，《教育行动计划》(Education Action Plan，2013~2016）和《摩洛哥学校改革的战略构想》(The Strategic Vision for the Moroccan School Reform，2015~2030）。经过20年的教育改革，摩洛哥在降低文盲率、普及教育、提高教育公平性等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在降低文盲率方面，摩洛哥15岁及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从2008年的55.15％上升到2018年的73.8％。在普及教育方面，从2010年到2019年期间，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入学率稳步上升。2019年，初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100％，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分别为81.2%和38.5%。在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方面，2008年至2014年，摩洛哥建造的大多数小学都在农村地区，证明了摩洛哥愿意实现普及初等教育的意愿。在性别平等方面，初等教育中的性别平等指数从1999年的0.82增加到2018年的0.96,15~24岁的青年识字群体中的性别平等指数由2011年的0.8上升为2018年的1。从以上几个角度来看，摩洛哥在教育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就是显著的，但要想全方位实现教育改革的目标，还需付出更多努力。

2.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在运输和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上，摩洛哥在过去二十年中的平均年支出约为400亿迪拉姆，占该国总投资的10％，占投资预算的20%~25％。该国的公路、铁路、空运和水运基础设施均在非洲国家中名列前茅。在电力基础设施建设上，100％的农村社区实现了通电，而1999年这一比率仅为18％。在推动大规模电气化之后，摩洛哥着手进行了可再生能源开发的项目，完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光热电站—努奥项目的二期和三期项目。在通信基础设施领域，摩洛哥拥有良好的有线和无线通信系统。2019年，该国的互联网用户达2,257万，占全国人口比重62%，全国的网络普及率为55%，在全球以及非洲的平均水平之上。在医疗基础设施领域，摩洛哥在发展其卫生系统能力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在城市地区，100％的人口生活在医疗机构的5公里范围内，而在农村地区，这一数字为30％。近年来，要求改善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条件已成为社会抗议活动的主要口号之一。为解决主要城市以外地区的基础设施短缺问题， 2019年7月，摩洛哥首相萨阿德丁·奥斯曼尼（Saadeddine Othmani）宣布，到2021年，摩洛哥政府将向区域基础设施项目投入10亿美元，将精力集中在最需要改进的特定基础设施领域，以实现更公平的发展。

3. 完善社会保障

摩洛哥的社会保障体系由大约140个保险或社会援助计划组成，涵盖公共和私营部门的雇员，提供家庭、保健、生育、退休、伤残和死亡津贴。在从业者中，根据摩洛哥高级计划委员会于2019年发布的报告，全国范围内45.3％的雇员受益于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这一比例在城市地区为52.4%，农村地区为24.5%。42.4%的雇员被纳入了养老金体系，这一比例在城市地区为50%，农村地区为19.2%。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于正规部门，在国家社会保障基金（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Fund）注册的暂时停工的工人可获得每月2,000迪拉姆的补贴，受益人口约90万。此外，2020年6月30日之前，他们不用偿还贷款和消费信贷。对于非正规部门，国家医疗救助计划（Medical Assistance Scheme）资助的家庭，根据家庭的人口规模，每月可获得800~1,200迪拉姆的补贴，受益家庭约230万个。对于在线申请援助、不在国家医疗救助计划覆盖范围内的人，他们可以通过在电子平台上填写要求以从该政策中受益。由于当前三分之一的摩洛哥公民无法从社会保障体系中受益，摩洛哥政府计划将于2021年1月1日开始着手普及社会保障，以覆盖所有摩洛哥人。

三、摩洛哥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发展

纵观当代摩洛哥的政治发展，每当社会群体政治参与的进程受阻，相关群体都会以抗议示威的形式宣泄不满情绪。穆罕默德五世执政时期，独立党（Independence Party）对其他政党和农村人口的排斥和疏远导致摩洛哥许多地区发生动乱。随着独立党内部的分裂和政党的多元化，国王逐步稳定了政局。哈桑二世执政时期，当政党被压制，民众的不满情绪以骚乱的形式蔓延到街头时，政权平息社会动乱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军事镇压。军事政变发生后，政权通过增加政党政治参与的方式，逐渐减少了对武力镇压的依赖。穆罕默德六世执政时期，摩洛哥的政治自由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随着政党越来越脱离社会，公众的不满得不到有效解决时，社会抗议再一次成为社会群体表达政治诉求的方式。摩洛哥政权通过一系列改革，加强了公民社会的政治参与，维护了摩洛哥的总体稳定。

（一）摩洛哥政党的政治参与

在政党政治参与的过程中，摩洛哥政权和政党之间的互动使双方在不同程度上履行着各自的责任和义务。通过让更多的政党加入摩洛哥的政治体系，摩洛哥政权在确立其统治地位的同时，缓解了国内的政治压力，促进了政治的自由化。随着政党间共识政治的确立，政党提供的政策建议与国王的政治议程基本一致。

1. 政权掌控下的政党多元化

独立初期，国王与独立党的政治斗争推动了摩洛哥政党的多元化。摩洛哥的民族解放运动由国王和民族主义政党独立党共同领导，在独立初期，两者之间的合作关系逐渐转变为竞争关系。穆罕默德五世执政时期，独立党曾在国家一级的官方政治机构中占据主导地位。由于该党对摩洛哥其他政党、农村精英和农村人口的排斥和疏远，摩洛哥某些地区曾因对该党的不满而一度出现动乱。政府无法用政治手段平息动乱，当时身为皇家武装部队（Royal Armed Forces）总参谋的哈桑二世运用军事力量平息了武装叛乱，增强了王室的威望。为了抵制独立党对地方事务的介入，由农村地区的领导人成立的政党——人民运动（Popular Movement），连同被独立党排斥的民主独立党（Democratic Independence Party）及其他组织，成为对抗独立党的主要力量。这些政党在与独立党的斗争中，成为国王的重要盟友。独立党是一个由各种利益组成的庞大而难以控制的集团，该党内部的激进势力和保守势力之间的对抗逐渐加剧。1958年，国王先后从这两个派别中任命首相，从而加剧了独立党内部的矛盾。1958年后，独立党的分裂和其他政党的兴起，以及1962年宪法允许多党存在后，国王几乎掌握了所有的政治权力。1962年宪法规定的多党制也被视为在政权和政党之间缔结了契约，该契约承诺以议会选举的形式正式引入政治竞争。

政党的多元化、国王“分而治之”及笼络与平衡的策略在削弱政党力量的同时，使各党派处于相互制衡的状态，确保了政局的稳定。在削弱政党的力量方面，针对反对派政党，在“分而治之”的策略之下，主要政党人民力量全国联盟（National Union of Popular Forces）、民主与人民行动组织（Organization of Democratic and Popular Action）以及进步与社会主义党（Party of Progress and Socialism）均未摆脱分裂的局面。同样，保皇党内部也出现了裂痕，并产生了新的政治团体。全国人民运动党（National Popular Movement）于1991年脱离人民运动，之后民主与社会运动（Democratic and Social Movement）于1996年从全国人民运动党中分裂出来。在制衡政党方面，穆罕默德六世执政期间，为了遏制正发党的发展，国王推动成立了新的政党——真实性与现代党（Authenticity and Modernity Party）。此外，军事镇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巩固政权稳定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1965年至1970年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期间，哈桑二世运用军事镇压的方式维持和巩固政治权力。

2. 政治的自由化

哈桑二世执政时期，政党通过提出替代性的政治构想，在与政权的互动中推动了政治自由化。从1962年到1972年，国王对反对派政党采取压制的措施。许多摩洛哥人不再把议会视为表达反对声音的有用工具，不满情绪以骚乱的形式蔓延到了街头。随着情况变得越来越失控，国王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其间，国王实行了严厉的统制，他对国内局势的把控基于军方的支持。1970年，由于不满宪法在选举制度、议会的架构和国王的权力等方面的规定，反对派政党呼吁公民抵制宪法公投，并组建了全国行动委员会（National Action Bloc），以期抗衡国王。1972年，全国行动委员会再次对哈桑二世举行的宪法公投进行了抵制，这使国王感到政治孤立。同年的军事政变发生后，国王似乎意识到，要维持其作为国家权威的地位，就必须与各政党分享政治权力。从1972年到1990年，国王试图将反对派政党重新纳入政治体系，促进政治体系的进一步开放。在20世纪90年代初，传统反对派实力的增强、海湾战争期间的民众示威、伊斯兰运动的发展等一系列事件使哈桑二世推出了“有限的”政治自由化措施，以争取民众的支持，恢复摩洛哥政权丧失的部分合法性。这些措施包括：在1992年和1996年进行宪法改革，与反对派进行对话和谈判，将反对派的独立党、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Socialist Union of Popular Forces）和进步与社会主义党纳入政府，任命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的领导人阿卜杜勒·拉赫曼·优素菲（Abderrahman Youssoufi）为首相。通过“有限的”政治自由化进程，摩洛哥国内的政治压力得到了有效的缓解。穆罕默德六世执政时期，摩洛哥政权继续推动政治自由化的进程，实施了自上而下和受控的政治开放，政权对选举和政党的干预明显减少。

3. 政策建议的共识化

在提供政策建议方面，政党之间逐渐形成了共识政治，政党提供的政策建议与国王的政治议程基本保持一致。随着反对派逐渐被纳入政府，以及反对派政党实力的削弱，摩洛哥的主要政党之间逐渐形成了共识政治。他们不再就国王的地位和权力进行辩论，提供的政策建议与国王的政治议程基本保持一致。穆罕默德六世统治时期，一些政党和议会成员将注意力集中在参与官方政治进程的物质利益，而不是政治利益上。在摩洛哥大选中的成功与否与政党动员当地庇护网络的努力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与他们的政策纲领和动员社会各阶层的能力无关。一些反对党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避开庇护主义，并明确表述了合理的纲领，但政权对他们施加的压力常常抑制他们提出一套广泛而连贯的政策的能力。还有一些政党则根据政权的态度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正发党就是这种情况。由于担心政权可能利用伊斯兰极端分子在2003年的恐怖袭击作为取缔该党的借口，正发党减少了在2007年选举议程中更具特色的方面。政党脱离社会使得越来越多的公众与政党和选举疏远。在2007年的议会选举中，投票率仅为37％。后阿拉伯剧变时期，虽然2011年宪法赋予了首相和议会更大的权力，两者在执政和立法的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更大了，但摩洛哥的权力分配并未发生实质的变化。国王仍然是摩洛哥政治体系的中心，他继续主持内阁会议，并保留了对军队、外交以及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权力。各政党都意识到必须向麦赫赞靠近才能生存，国王的演讲已成为各政党的主要参考，并且经常被用作政府和政党的指导方针，是每一次政治变革的动力，也是共识政治建构的中心。

（二）摩洛哥公民社会的政治参与

在政治领域，公民社会是国家权力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缓冲地带。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将公民社会描述为位于国家后方的“强大的堡垒和防御体系”，赋予国家稳定和权力。摩洛哥的公民社会在参与公共领域的建设和监督政府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参与公共领域的建设

在摩洛哥独立后的三十年中，尽管公民社会组织因缺乏自主性而阻碍了公民社会利益的表达，但它们间接地参与了公共领域的建设。1956年至20世纪80年代，政党与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垂直权力关系抑制了后者利益的自由表达。工会、人权组织、青年组织、妇女权利协会和伊斯兰组织等公民社会组织被反对派政党用作与中央政府和王室对抗的工具。其中，摩洛哥人权协会（Moroccan Association of Human Rights）就曾反对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并拒绝承认国王的传统合法性和他手中的权力，直接挑战了政权的合法性。为了化解反对派政党的挑战，摩洛哥政权创建了自己的协会，以扩大其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策略是设立“综合理事会”，例如人权顾问委员会（Advisory Council for Human Rights），以鼓励个人和团体参与公共领域的建设，并扩大政权在人权和妇女权利领域的话语权。在20世纪80年代摩洛哥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期间，官方公民社会组织的设立不仅旨在提供管控与稳定的机制，还试图组建新的精英群体。这些组织的核心作用在于吸纳与整合，尤其是将新的精英带入政党和行政部门。

20世纪90年代以后，摩洛哥的公民社会组织在建设公共领域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推动了摩洛哥的政治改革。穆罕默德六世执政初期，公民社会组织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柏柏尔文化运动的发展被视为政权吸纳公民社会组织建议的主要案例之一。21世纪初，柏柏尔运动的成员草拟了“柏柏尔宣言”。该宣言要求将柏柏尔语定为官方语言，并引入行政和教育体系，在官方历史和经济发展计划中，柏柏尔人应享有比以前更高的地位。为回应这些要求，国王下令于2001年建立皇家阿马齐格文化研究院（Royal Institute of Amazigh Culture）。2011年，在摩洛哥的“2·20”运动中，柏柏尔主义者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他们要求在宪法中将柏柏尔语列为官方语言。此外，此次示威运动也得到了伊斯兰主义组织、学生组织、工会等公民社会组织的支持。该运动也提出了许多政治方面的要求，即实现深刻而彻底的宪法和政治变革，进行以法治、自由和独立的法律制度为基础的国家建设，拥有议会制君主立宪制的政治体系。在主要城市的抗议活动结束之后，穆罕默德六世将民众的不满情绪转化为正式的机构程序。他在新宪法中加入了承认柏柏尔语为官方语言的条款，并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以回应公民社会的改革诉求。

2. 监督政府

后阿拉伯剧变阶段，摩洛哥公民社会的地位得到了法律的保障，对政府实施了有力的监督。摩洛哥2011年宪法加强了公民社会的地位：宪法规定非政府组织应参与国家制度的起草、实施和评估（第12条）；国家有义务建立使非国家行为体发挥这些职能的制度（第13条）；公民有权提出法律草案（第14条）和提出请愿书（第15条）。新宪法为公民社会提供了很大的空间来扩大其政治参与，在不越过政治红线的前提下，摩洛哥政权对公民社会的活动也多采取宽容的态度。2016年，摩洛哥北部里夫（Rif）地区爆发了旨在消除政治腐败和改变里夫地区边缘化地位的希拉克运动（Hirak Movement）。随后，吉拉达（Jerada）及其周边地区和扎戈拉（Zagora）也爆发了新的抗议活动。里夫地区和该国其他地区的起义是公民社会对政府忽视地区不平等、民众不满和地方治理不足的反映。尽管有时受到严厉镇压，但公众动员起来支持一些地方和全国运动，表明人们对公共事务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关注政府的政策。

2017年5月下旬，动乱加剧，许多人走上街头，要求改善道路交通和医院环境，他们认为政府腐败无能。国王在2017年7月29日的演说中，回应了里夫地区的起义以及对地区差距和公共服务不佳的广泛批评，承认了许多结构性的问题，谴责当选的政客们未能改善地区发展，未能实施2011年宪法规定的改革，并承诺进行改变，例如更好地提高公共机构的透明度、改善问责制以及实施更具参与性的决策。2017年10月，与希拉克运动有关的400多名抗议人员被捕。该运动过后，许多公民社会组织的活动家呼吁有必要通过拟定总体的社会经济替代方案而不是对抗议者采取镇压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2018年，由21个公民社会组织组成的联盟呼吁释放希拉克运动中的被拘留者。这种批评和呼吁表明，公民社会组织正在监督政府对社会抗议活动的应对。同年8月，国王下令释放与该运动有关的188名被拘留者。2019年7月，国王指派新发展模式特别委员会（Special Commission for the New Development Model）研究并提出实质性和变革性的解决方案以应对该国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四、结语

独立以来，当摩洛哥政权能够在安全、基本服务和政治参与方面提供惠及不同社会群体的成果时，摩洛哥社会就能维持稳定的发展。反之，摩洛哥就会出现社会动乱。在安全领域，摩洛哥政权采用内外相结合的治理方式，在削弱伊斯兰反对派团体的力量、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维护公民权利的同时，营造了良好的外部发展空间。在提供基本服务的经济领域，摩洛哥政权向不同的社会群体提供了土地、就业、企业支持等不同的经济资源，并维持了各个群体之间的竞争与平衡。在提供基本服务的社会领域，摩洛哥政权提供社会福利的方式逐渐多元化，并逐渐缩小了社会群体之间在获得教育、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等基本服务上的差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经济和社会领域的问题引发了多次群众抗议。疫情期间，摩洛哥政权通过提供丰富的社会经济资源，缓和了国家和社会之间紧张的关系。在政治参与方面，摩洛哥政党在与政权的互动中，实现了政党的多元化和政治的自由化。随着反对派政党实力的削弱，各政党之间逐渐形成了共识政治。这使得政党逐渐脱离民众，加强了民众的不满，最终引发了大规模的社会抗议。与此同时，公民社会的独立性和政治色彩逐步得到加强，并在后阿拉伯剧变时期发挥着监督政府的作用，缓和了国家和社会的紧张关系。此外，政权的政治治理和对政治诉求的及时反馈对摩洛哥的整体稳定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尽管国家基本维护了社会的整体稳定，如突尼斯和埃及，但可持续的稳定发展离不开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而不是单靠军事力量的镇压和简单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对于依靠石油红利向社会提供丰厚社会福利的国家，如沙特和科威特，国际油价的波动和未来绿色能源的发展是这些国家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如何优化产业结构，完善政权对基本服务的交付是这些国家目前经济改革的关注点。虽然外部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控的因素，如西方国家对该区域国家内政的强制性干涉，但如何发挥自身能动性，对内完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对外寻求外交的平衡环境是该地区许多国家需要进一步去实践的。在这方面，摩洛哥政权的治理经验可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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