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电池小子「中国电池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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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的汉口循礼门地铁站对面，有一座大润发超市店，在这个店址的原处，曾经是武汉电池厂，曾生产的“大公牌”干电池畅销省内、西北、华北等地，享有相当高的信誉。

该厂的前身是私营上海普同工业社，以生产大公牌干电池而闻名，创始人是陈云涯，湖南醴陵人。北伐战争时，曾在以程潜当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任军需处长。以后在湘、鲁等地从事教育与财政工作。1928年转业工商。

1929年秋，经友人介绍，陈云涯结识从美国留学回到上海的同乡易干球。易在美国攻读电工化学，并在世界闻名的美国爱迪生电气总公司下属的“永备牌”电池厂见习与工作多年，具有电池制造技术的丰富经验。两人一合计，决定合作办工厂，陈云涯出资负责经营，易干球贡献技术管理生产，组建成“大同化学工业社”，后改名为“上海普同工业社”。主要是效仿“永备牌”生产干电池，取名为“大公牌”，报请上海市政府商标局正式登记注册。

当时生产的大公牌干电池，投放市场试销，电质不亚于美国进口的永备牌，价钱又远低于对方，加上大公牌商标美观大方，又是国货，市场反应良好，产品畅销。

不久，易干球应聘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电工器材厂总工程师，不能兼顾大公牌电池的生产技术工作，他就毫无保留地把电池制造技术、工艺流程、操作规程和秘密配方，无私地传给了陈云涯。在易干球的精心指导下，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陈云涯终于掌握了这其中的门道，能够独立生产大公牌干电池了。

上海的同行多，竞争激烈，为了避实就虚，陈云涯于1934年秋，毅然把工厂由沪迁汉，暂时在汉正街瑞祥里建厂，继续生产，同时在花楼街设立大公牌电池总经销处，然后在汇通路义祥里内自建新的厂房，增添生产设备，生产飞跃发展，营业也十分兴旺。1938年秋，抗日战事逼近武汉，国民党政府勒令工厂疏散到后方，普同工业社也只好迁往湖南益阳。因电池进口原料中断，工厂被迫停产。

1945年秋，抗战胜利后，其子陈大寰继承父业，偕同马贻德等数人，携带部分生产设备和残余原料，赶回汉口，恢复大公牌电池的生产。抵汉后，汇通路义祥里的原厂房已经被日寇全部拆毁，夷为废墟。陈大寰在乡亲们的帮助下，租到民权路大董家巷长沙会馆内破损大厅两间，作为厂址，恢复生产，惨淡经营，略有起色。

由于大公牌电池曾经积累的信誉和质量口碑，产品仍畅销省内外。1949年武汉解放前夕，武汉警备司令部封锁军用电工器材出境，使得电池不能外销，全市电工行业都处于停工停产的困难局面。白崇禧所部即将逃离武汉的前数日，在大智门火车站货栈内查出运往河南漯河解放区大公牌军用甲电一箱，扬言要抓人治罪，趁机大敲竹杠。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工厂才得免于祸。

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为了恢复经济，繁荣市场，对于电池工业采取了积极扶持政策，大公牌电池因属于名牌产品，给予特殊照顾。1955年7月，普同社向政府申请，被批准为公私合营企业，命名为“公私合营武汉电池厂”。

1956年，在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电池同业的金星、大珄、长江等14家同时实行公私合营，并入武汉电池厂，规模日益扩大。生产发展使得厂房面积有限，工厂迁入循礼门外原宇宙烟厂旧址，扩建厂房，增添设备，电池产品仍以大公牌为主，除了保留大公牌电池的传统优点外，还采用全封闭锌筒新工艺和聚氯乙烯热管包装，不仅使电池防潮防漏性能有了新的改进，而且具有电力充足耐用的特点，进一步提高了质量，从而使得大公牌干电池畅销全国。

大公牌电池畅销不衰，技术与质量是关键。工厂初办时，负责技术指导和研制产品的是留美化工专家易干球，还有马贻德、陈大全等老师傅在数十年的生产实践中，不断地研究和完善了产品质量。公私合营后，集中了全行业14家的科技人才，建立了技术机构，扩大了科技队伍。技术配方是产品质量的核心，在技术人员的主持下，根据气候条件的变化、原料的性能、适量的比例和化学结构等进行配方，试制、检验，然后才投产批量生产。

大公电池的生产技术对外绝对保密，对内也不轻易传授。此外还必须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场地要保持整洁，不许有任何污染，才能保证电药水质量的绝对精度。对新进厂的青工学徒，在未学好基本技能前，决不许滥竽充数，即使掌握基本技能的，也要在老师傅的带领下见习一段时间，熟悉了操作规程才能独立参加生产。特别是成品入库，更须严格检查和鉴别，不合格者决不能装箱出售。在装潢与商标上用纯咖啡单色包装，绘制大拇指图案作商标，美观大方，含意是“质量优良”，在电池产品中是“首屈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