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流落的相片 还记着你的来处歌词「过去的照片还留在那个房间是什么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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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照片上是昔日的恋人、朋友，但它们被撕毁、被涂抹，直至流落到晋永权手上。

为什么这些照片如此庄重地被拍摄出来，却这么无情地被丢弃？在一个和平年代，在一个我们的生活更好、住的房子越来越宽敞的年代，怎么就容不下家里那些个相册、那些个老照片？这是很多人的困惑，也是晋永权这二十年间的困惑。

小胡同里迷了路，遇见一份触动和打击

晋永权是一名纪实摄影家，也是一名图片编辑。20年来，他在全国各地的旧书、旧货市场，收集了大约三万到五万张的无名无姓的老照片。这些照片主要集中在20世纪的下半叶，晋永权把它们称为佚名照——没有作者姓名，也不知道拍的是谁。

作为图片编辑，晋永权平时在工作中大量接触的都是经典照片，包括一些宣传照片：“相比之下，日常生活中那些大量的无名无姓的照片，它们常处在图像‘鄙视链’的最底端。这样一些图像，很少得到机会进入公众视野。在今天这样一个商业社会，在图片收藏和图片销售的市场里，更是没有它们的位置。”

为什么会用这么长的时间，花这么大的精力来关注这些照片呢？晋永权的故事，还得从2000年4月份的一天说起。

“那天，我在北京骑着自行车，走在一条胡同里，迷路了。这条胡同旁边聚集着很多人，它实际上是一个旧货市场。”

这个市场就是当时北京著名的报国寺旧货市场。晋永权被人流堵在里边，走不动了，于是就放下自行车，开始在里面转。“这是我第一次在旧货摊上看到那么多的日常生活的照片。它们被散乱地堆积在那儿，灰头土脸的。一问价格，也都非常低，有些甚至不要钱，就搭配在其他一些老物件里送给你。”

晋永权回忆，当时的他内心忽然被触动，“这些日常照片，比如家庭照片、朋友合照，对于每个人都曾是非常珍贵的回忆。当年认认真真梳妆打扮、花了钱，隆重拍摄的照片，为什么如今都扔在地摊上？”

另一方面，当时作为一名想要拍出好作品的年轻的摄影工作者，晋永权坦言内心也受到不小的打击：“我所挚爱和追求的那些‘好照片’的命运，会不会有一天也是像我眼前看到的图像这样，被丢弃在旧书旧货市场，以这么便宜的价格任人挑选？”

看过越来越多旧书摊上的廉价老照片，晋永权逐渐意识到，“这些难以登上大雅之堂的佚名照片，才是图像生产中的绝大部分。而佚名照的命运，实际上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绝大部分照片的命运。”

岁月里有只“看不见的手”

“20世纪50年代，烟台，一位劳模拍摄了一张黑白照片。他戴着绶带，拍得很郑重，不知道是刚刚拍摄完，还是在以后的岁月里有人把他的绶带着了颜色。”在烟台的一个旧货市场里一堆杂杂乱乱的东西中间，晋永权一眼就看到了这张照片。“首先是那条生硬着色的绶带，然后是他的面容，我觉得他的目光、表情有一种穿透感。”

在晋永权收藏的更多的照片中，你可以从他们的衣着、表情、背景中，看到一个时代的特征。比如有一张照片中，一个女孩穿着白色大衣，是当时的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小白鸽的戏服。 还有一张照片，是一位男士从1946年到1963年的一张集锦照片，他非常执着地把自己跨越17年的图像，制作成一张照片。照片上到底有多少个他？不仔细点还真数不过来。

这些丰富多元的图像类型，以及弥漫在照片中的日常情绪，都构成了晋永权长期关注这些照片的强大动力。在他看来，这些照片，构成了20世纪下半叶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或者说记录了这个时代的信息。

“在常年看各地大量图像的时候，我的心里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20世纪下半叶，50年里，图片无边无际。但是在重庆、在上海、在云南、在黑龙江……在这些不同的地方拍摄的照片，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些照片是人们随心所欲拍摄的，还是它们受制于一只看不见的、按下快门的手？因为在我这个后来人眼里，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决定着，令不同地方拍摄的照片里，有一种内在的相似性和联系。”

在晋永权展示的一组照片中，每一张中人们都是或坐或站着与道具汽车、飞机合影。这些照片不是在一个地方找到的，更不是一次性找到的。但都是在50年代初期，人们普遍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未来要实现现代化，要有汽车坐，能乘飞机，还要有轮船、军舰、火车……这都是人们要追寻的现代化的美好生活，这是当时大家的目标，地不分东西，人不分南北。

在晋永权眼里，所谓照片内在的拍摄逻辑，那只“看不见的手”，就是这样。“这是我在寻找这类图像中发现的一个规律，或者说一个结论。而这个结论，我一再提醒自己不能随便下，一定要有图像来支撑。”

一站、一坐、一卧间，藏着变迁的密语

日常照相中人们的身体语言，也让晋永权着迷。

“比如站立。作为一个革命者，作为一个新中国的公民，怎么站立？站如松，坐如钟。那时照片里的人，不论男女，不论是个人还是在集体中，都有一个规规矩矩、标标准准的站立。今天无论我怎么去模仿他们，我发现都不一样了。”

有站就有卧、有坐。80年代以后，“站如松，坐如钟”这样的说法喊得越来越少了，人们日常照相行为中紧绷着的身体逐渐放松下来。坐和卧成了新的身体语言。

晋永权指着一张拍摄地在上海的照片。里面的一位女士卧在草地上，撑着洋伞、戴着墨镜，“这是当时卧着拍照非常高级的配置。”

这组中的另一张照片里，一位女士穿着得体，卧在马路中间，“好在那个时候没有太多车辆，马路中间也没太大污染。”

接下来的一组，照片上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动作特征——指引。晋永权说起，“前段时间，我路过北京后海的时候，看到一群上了年纪的妇女在拍照。其中有一个人在拍照的时候带着一群人指了一下，旁边有一个人喊了一句：暴露年龄了，暴露年龄了！别人估计听不懂，我当时听着差点笑了出来。这就是照相，这就是日常。”

新中国建立后，要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但当时文盲非常多。大家都要学科技，学知识，还要学政治，学文化。在照相行为所建构的世界里面，读书看报成为流行。

无论读什么书看什么报，很多人拍照的时候都有一个道具，在拍照的环境里早备好了，包括穿的衣服。

晋永权的另一组照片里，有一张显然是一个大家庭在合影，有长辈，有孩子，按长幼的秩序落座，围着一张桌子在读书看报。

业余生活，除了读书看报，还要吹拉弹唱。一些照片中拿吉他的孩子真的会弹吗？吹笛子的小子真的会吹吗？不一定。那个笛子是照相馆的道具，很多人都吹过，一天可能吹八次、八十次。

到了80年代，照片里的道具乐器，也换成了收录机、磁带。随着照相机的普及，人们拎着这些双卡录音机，到室外、郊野照相的越来越多。

还记得吗，你和谁一起照过相

除了相片中的体态语言和道具、背景，让晋永权感兴趣的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跟谁一块拍：“这涉及拍照人的身份问题，因为人们总是在拍照中寻求身份认同。比如家庭合影，是家庭关系的认同；订婚拍照，是男女关系的认同；一个单位、小组拍照，是集团关系的认同。无论是性别、辈分、阶层，还是种族、职业等等，都有一些认同的关系呈现在照片里。”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照片中，当男人和男人在一起拍照的时候，表现得“亲密无间”，那在当时叫做革命战友般的友谊。女人和女人在一起拍照会不会更亲密？“错。大量的图像看下来以后，你会发现那个时候女人和女人在一起拍照时，反而没有像男性那么亲密。为什么？也许是在社会的公开场合，女性之间的关系受制于传统价值伦理的影响甚至压力更大，反而不太容易展现彼此间亲密的一面。”晋永权说。

“男人和女人在一起拍照，就进入到一个非常永恒的话题。”晋永权指着一张照片，“所有看过的人都心生感慨。手拿摇扇的这个年轻人，满怀欣喜地看着他眼前白衣飘飘的女同学，多么欣赏啊。这也许是他们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照相变得越来越普遍，日常拍照逐渐摆脱了原来庄重、神圣的意味，逐渐变成了个体的探索和表达。从记录，到呈现，再到表达，这是20世纪下半叶日常拍照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

青春、恋人、身体，爱、自我与放纵等等，各种五花八门的影像语言开始呈现出一个影像世界的新面目。

晋永权拿起一张照片，“它记录了1982年10月2号，天津一对青年男女的亲密时光。这张照片是在天津城隍庙旧书市场上收到的。那是2015年的冬天，经过长年累月、辗转全国各地收集照片后，我感到身心疲惫，甚至有了一些厌倦感。但总有隐隐的遗憾，因为收集到的照片中表现人们日常感情的照片，依然欠缺。”

“那个冬日早上，天津城隍庙旧书市场异常冷清，十来个摊位，三三两两的顾客。在一个布满灰尘的旧书摊上，一个同样灰不溜秋的底片袋混在其间。我简单地翻了翻周围的几本旧书后，拿起这个袋子，打开，顿时目瞪口呆：32张120底片，保存质量很好，底片袋上记录下了拍照的时间和地点，1982年10月2日，天津。在那个瞬间，我做出了事后看来并不是特别理性的判断，无论多少钱这个必须有！”

“当时我和同行的同事兜里带的钱数，加起来大约有4000块。我心想，哪怕是这个数，也要，大不了以后再也不买了。当我试探着问老年摊主，这些底片要多少钱时，回答出乎意料：320块。我迅速掏出钱来，再准备另找20块时，温暖的天津话传了过来：看您痛快，20块别掏了！”

这些流落的照片，作为一种记忆的载体，记录下了20世纪下半叶人们日新月异的生活。

它们被撕掉，被打叉，被涂抹，被忘记

佚名照，是晋永权收集的这类照片的统称。但实际上，在这些照片中，还是有一些少量的有名有姓的照片，只是那些名字的主人也已无迹可寻。

一张照片上的背面，写着这样一段话：“沈明，让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为祖国而努力，并无愧地相见。1954延安。”

这张照片是在北京的颐和园十七孔桥前拍的，也许照片是从延安发出来的，或者这张照片中女青年的名字就叫延安，她送给了一位叫沈明的朋友一张个人照片。

另一张照片背面也写有一段话：“上珍、幸之、合之，父如不在，你们三人要互相照应，互相支持，互相携手迈进，父，1969年12月。”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段里，一位父亲跟三个子女拍了一张合影，照片里没有母亲，然后父亲留了一段言，如果他不在了，三个孩子要相互帮助往前走。

在晋永权收集的照片中，有一组照片代表了佚名照的一种极端命运。它们被撕掉，被打叉，被涂抹，但它们没有完全消失，不然我们是看不到这些照片的。照片上的人也许是昔日的恋人、朋友甚至亲人，不得而知。

比如一对男女的合影，用的是涂塑纸，是很硬的一种带纹的相纸。晋永权说自己还特意找了类似的相纸，试了一下，“撕起来非常难，这么决绝的撕扯，是带着很大的力气、很多的想法在里面。”

在一个和平年代，在一个我们的物质生活更好、住的房子越来越宽敞的年代，怎么就容不下家里的那些个相册、那些个老照片？这是很多人的困惑，也是晋永权这二十年间的困惑。

“我想这可能跟中国人对日常图像的心理有关系。在很多地方，人去世了，他的影像就会像他的衣服一样被弃之，甚至被烧掉。在南方的一些老房子里，没人住了，但是偶尔还能在里边看到相片，最终伴随着这个老房子废弃掉。另外，这几十年里，社会的发展，中国人的容貌、服装变化太大了，这个变化足以吓到后来者。比如你祖上的照片，戴着瓜皮帽，穿着长衫，拄着拐杖，一张面无表情的脸。在一个朋友家做客时，我就听过夫妻俩关于家庭照片的对话，丈夫要把逝去爷爷的照片挂在墙上，妻子不同意，理由是‘会吓着孩子’。”

中国人的家族链条，包括影像建构起来的这种链条，非常短暂。人们急急忙忙地拥抱新生活，奔向不可知的未来，很少有人会把这种看起来惨淡的、小小一张的黑白照片再放出来。

家庭变得越来越小，记忆的链条也变得越来越短，对旧的记忆之物的载体抛弃得很决绝。旧货市场成了老照片虚拟的、最后的温柔乡。

或许佚名，就是日常照片的命运

经过多年的收集、归纳、整理，晋永权做了一本书，叫《佚名照》，书里有1500多张照片。然后，在过去收集的三万多张照片中，他又挑选了包括《佚名照》里照片在内的2456张照片，捐赠给了中国国家博物馆。“这些照片，从私人空间来，然后进入到了旧书旧货市场这样的公共空间，我看到了，捡起来，试图对它们做一些分析，但它们并不属于我，还是让它们从公共空间回到公共空间吧。”

让晋永权感慨的是，大约十年前他就出过另外一本小一点的书，叫《合家欢》，也是跟此类图像有关。“但是这么多年的传播，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人找过来说，这个照片是我的，是我家里人的。”

“就像有一句老话所说，你好什么就会被什么所伤。”长期浸染在这些照片中间，晋永权坦言自己现在很难再拿起相机去为人拍合影、纪念照，包括自己的家人。“因为我似乎很快就能看到这些照片的命运，特别是进入数字时代，它们面临着更加不可知的命运。你换了一个手机、一个电脑，这些照片可能就没了。或许佚名，就是日常照片的命运。”

在出版界，关于书有一个传说：在一本书里面，总会隐含着一些连作者和编者也不知道的东西，就像书的密码一样。还有一个半开玩笑的说法，一本书正文开头的几个字，与最后几个字连起来，可能就是这本书想讲的内容，它冥冥之中注定了一本书的主题和命运。

《佚名照》出来三个多月以后，晋永权鼓起勇气翻开自己的书，发现开头的两个字是佚名，最后两个字是诸君，连起来就是，佚名诸君，诸君佚名。

文/一席（公众号）

供图/晋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