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油发生之初康菲为何如此牛气？康菲的底气从何而来？

今年夏天，康菲石油公司的漏油事件刺痛了中国人的每一根神经。虽然已经宣布“彻底堵住漏油源头”，但此次事件造成的环境污染和损失却难以“堵住”。

与墨西哥湾的漏油事件相比，虽然漏油总量仅为1/10左右，但渤海面积仅为墨西哥湾的1/20，而且程度关闭的面积比墨西哥湾大得多。石油污染负荷是墨西哥湾漏油事件的两倍多，污染强度将远大于墨西哥湾漏油事件。

由于痛苦，康菲事件远未结束，对它的法律调查才刚刚开始。我国的环保法在这次事件中能起到什么作用？康菲石油公司应承担哪些法律责任？谁可以起诉康菲石油公司，责任人，或者是本案的合适原告？为此，我们特地邀请了三位法律专家对环境保护法和侵权责任法进行讲解和思考。

对环境法的思考：如何避免康菲复产？

王社坤（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

康菲石油这个在中国并不“出名”的国际知名石油巨头，却因为一次漏油事件而“名扬四海”。让康菲石油公司出名的不仅是漏油事件本身，还有康菲石油公司在漏油事件发生后采取的“策略”。然而，康菲这次算错了。经过墨西哥湾漏油事件的洗礼和启蒙，大连输油管道爆炸的刺激和酝酿，中国公众对海洋石油污染变得极为敏感，这促使行政机关最终要求康菲石油公司“停三下”。

康菲石油公司事件远未结束，围绕漏油事件造成的人身、财产和生态损害赔偿才刚刚开始。但现在是我们反思的时候了：为什么康菲石油公司在漏油事件开始时如此乐观？康菲石油的信心从何而来？我们如何摆脱康菲的废话并防止“康菲”再次出现？答案在于环境法律制度的健全性及其实施。环境法律制度越完善，执法力度越大，违反环境法律制度的成本就越高，从而导致企业破产，不会依法审理。

不幸的是，中国的法律制度和海洋环境保护的执行情况并不理想。这也是康菲可以自信地宣称“将按照中国法律进行讨论”的原因。

首先，对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没有震慑作用。从目前的事实来看，此次溢油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康菲石油公司的违规行为。对此，可以依照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八十五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进行处罚。这两条规定的处罚包括警告和罚款，最高罚款30万元；警告对康菲影响不大，最高30万元的罚款也是针对天天赚钱的康菲。这只是杯水车薪。

其次，损害赔偿的法律制度不健全。一方面，石油泄漏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失索赔之路是曲折的。证明因果关系和确定损失范围极其困难，法院往往不愿接受这样的烫手山芋。另一方面，生态损害索赔只有法律原则，没有相应的配套规则。虽然《海洋环境保护法》授权“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主张生态损害赔偿康菲公司事件，但在众多的管理部门中，哪个部门代表国家，哪个部门代表国家？生态破坏的具体范围？ ，生态损害索赔的程序是什么等，没有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可以适用。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也间接降低了康菲的违法成本，助长了其违法的嚣张气焰。

最后，需要加强环境法的执行。 1979年以来，我国颁布了20多部环境和资源保护法，占新中国成立以来颁布的法律总量的十分之一。然而，与环保法制量产相对应的事实是，环境质量得到了部分改善，但整体恶化趋势并未得到根本扭转。根源在于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在环保执法过程中，“抓小放大”、“欺外怕内”的选择性执法方式依然盛行。康菲也深谙此道，会无视海洋局的行政命令，导致溢油损害的持续和扩大。

康菲是“不幸的”，因为如果没有墨西哥湾和大连的污染事件，康菲事件就不会受到如此多的关注。康菲也是“幸运的”，因为康菲注定要载入中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制发展史，成为中国完善海洋环境保护法制乃至整个环境保护的导火索和催化剂法制。我们必须牢记康菲公司事件，如果没有健全的环保法律体系和有效的执法机制，康菲在中国的“整治”只能是偶然事件，“康菲”将陆续出现。

对侵权责任法的思考：康菲公司应承担环境污染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

王成（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在侵权法中，因果关系分为两种类型：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和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责任成立因果关系是指加害行为与被害人权益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责任范围因果关系是指侵害被害人权益与损害等不利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前者确定侵权人的侵权责任是否成立；后者在责任确立后决定责任的形式和大小。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中的因果关系还包括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和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属于案件事实。案件事实的认定需要通过举证责任的分配来实现。

关于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法律采取一般规定加特别规定的做法。即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某项侵权行为的举证责任的，采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规定，即受害人首先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如果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包括因果关系在内的一系列举证责任均由受害人、原告承担。法律对某类案件的事实证明责任分配有明确规定的，按照特别规定确定。

我国现行法律对如何承担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 《侵权责任法》规定，发生环境污染纠纷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举证责任，证明其行为与法律规定的损害不存在因果关系。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明确规定了这一点。 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在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诉讼中，侵权人应当依法免除责任。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并承担举证责任。

因此，在环境污染侵权诉讼中，侵权行为与被害人所受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加害人需要承担举证责任。侵权人不能证明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法律推定该因果关系存在。

分配举证责任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发现案件事实。法律和法院在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原告或被告时，主要考虑的因素之一是举证责任分配给哪一方更有利于案件事实的发现。

在环境污染侵权诉讼中，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将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推给了侵权人，这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同时，在环境污染侵权的法律关系中，加害人往往是经济实力雄厚、具有专业知识的大公司；受害人往往是自然人，其经济实力和专业知识无法与施暴者相提并论。因此，相对而言，肇事者更接近案件事实。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侵权人更有利于发现包括因果关系在内的案件事实。

一个案子的事实一旦发生，就变成了一种过去。此外，环境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非常复杂，有时甚至可能超出人类目前的认识水平。因此，举证责任的分配只会产生尽可能多地发现案件真相的动力；这意味着不可能在所有情况下都发现案件的真相。因此，在环境污染侵权诉讼中，有时会出现无论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哪一方，都无法发现因果关系真相的情况。在本案中，这也是举证责任制的真正内涵，即在无法证明因果关系存在时，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应承担败诉的可能后果。

国家是我国海洋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在康菲公司事件中，海洋自然资源遭到破坏，海洋环境和生态遭到破坏，这一点毋庸置疑，责任方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一目了然。

由于国家是此类自然资源的唯一所有者，除国家外，任何人都无权就海洋自然资源、环境和生态的损害申请基于所有权损害的法律救济。因此，国家作为所有者提起的民事诉讼是保护这种国家所有权的唯一法律救济。每个公民都是国家所有制的最终受益者，应关注国家所有制在康菲事件中遭受的损害以及可能的法律救济。

在国内外，物权人的实体法律权利可以依据物权和所有权的一般法律，也可以是针对特定物权客体而颁布的专门法律。我国的《物权法》、《民法通则》等一般法律为这种国家所有制提供了坚实的实体法律基础。比较棘手的问题是我国法律是否为法院实现权利救济提供了足够的实践指导。

包括我国法律在内的各国法律给予车主的民事救济，一般包括停止侵​​权、排除损害、恢复原状和赔偿损失。在责任方的身份和损害的因果关系基本明确的情况下，不难想象，法院可以更直言不讳地裁定责任方停止侵权，立即开始排除损害，以有序排除损害。恢复现状。但是，要排除原油对海洋自然资源的破坏以及对海洋环境和生态的影响，要恢复自然资源和环境生态绝非易事。撇开复杂的科技挑战不谈，单是繁重的财务和人力资源负担就足以让任何责任方试图拖延。法院命令很容易，但更难看到负责人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来清理油污，恢复资源生态。这种情况下也会出现“执行难”的困境。

当然，法律也并非完全无权督促当事人采取行动。对责任人处以罚款是通常的手段。但是，无论是为了执行法院裁决，还是为了油污损害的救济，我国都没有明确规定如何督促责任人采取行动。而且，根据我国法律，民事和行政处罚的设立和标准制定必须以法律的形式出现，新的法律不能约束康菲事件的责任人，因为它们不具有追溯力。但是，没有人能保证历史不会重演。我们有必要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探索具有较强监管和激励作用的新执法方式，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油污事件。重庆等地每天对工业污染者处以罚款是可喜的一步。

那么，从责任人的角度来看，实体法对责任人的严厉惩罚和激励，以及程序法对政府代表资格的理解，都会让人不寒而栗，因为国家在这场摔跤中，不仅是索赔损失的所有者，也是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者，既是队员，又是裁判。这种片面的格局甚至可能会为从事原油勘探开发的公司带来机会主义动机，试图对法律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施加不利影响。学者们对寻租问题的研究和著作足以证明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在我国海洋资源管理领域，海洋资源损害认定评估制度可视为保护措施之一。但是，只有保证评估机构的市场独立性和充分竞争力，评估结果才能具有足够的可信度；否则，基于评估确定的损害赔偿判决很容易成为另一份无法执行的法律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