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谍」抗战奇兵红色特工将军组建情报小组潜伏日军宪兵司令部

时间：2022-12-14 08:59:06来源：搜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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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宪兵，原本是监督日军中军风纪的“兵中督查”，但自甲午战争后，日军逐步侵入中国，在长达几十年的对中国的蚕食和侵略的过程中，演变成为了一个残暴的日本侵略怪兽。是日本侵华期间（包括在亚洲侵略期间）最为令人毛骨悚然的侵华日军机构。在侵华战争过程中，一个地区的宪兵队长官，通常也是这一被侵略地区的最高行政官员。日常任务就是搜捕抗日武装，一旦发现情况，宪兵队会进行抓捕。

侵华日军

宪兵队成了一个整合了地方警备，警察、特务几方面权力的非常暴力的机构。大家在影视剧中经常能听到汉奸日特恐吓中国老百姓的话就是“送你去宪兵队大牢”。因此，日军各级宪兵队（司令部）在侵华战争起着至关重要的重要，很多重要的、罪大恶极的战犯都在日军宪兵系统担任过主官，如东条英机等。

侵华日军

1944年秋，为了更好地打击侵略者，需要获取更多有价值的日伪军政情报，中共浙东区党委书记、浙东游击纵队政委谭启龙和司令员何克希决定成立“400反间谍工作小组”(以下简称“400情报小组”)，安插进日军宁波宪兵司令部。直至抗日战争胜利，这支队伍不仅从未被识破，圆满地完成了窃取、交通重要军政情报，更奇迹的是还策反了60多名日本宪兵密探，堪称抗战末期最成功的“红色潜伏”之一。

完成这一中共谍战史上神来之笔的策划者之一浙东游击纵队司令何克希（浙东抗日根据地开创者）其本身就是一个中共军政奇才，文武双全，而且还是一位传奇红色特工，当年在上海中共组织因为高层叛徒迭出而支离破碎时，何克希就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刻从四川赶到了上海，加入了中央特科（尾声阶段），成为了一名隐秘的红色特工，且负责对手高层情报工作。将军的情报功绩至今未能解密，但从后面其担任新四军部队主官的经历来看，还是和情报、统战有着密切的关系。

特工将军何克希

如中共最隐秘的特工之一吴仲禧老前辈，保定三期毕业，北伐时就官至铁四军代师长的辛亥革命元老，在抗战爆发前夕就由何克希作为介绍人秘密加入中共（在吴老自传里有阐述），长期潜伏于国民党军队高层中从事情报工作，官至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军法执行监。吴老曾策反战区参谋长，今天名闻遐迩的红色特工吴石，使其成为了中共秘密红色特工，震惊了。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广东省人民法院代院长、省司法厅厅长和党组书记、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包括后来在解放战争中第一个将红旗插上蒋介石总统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第35军，正是经过何克希亲自带队改造后的原国民党吴化文军队和鲁中南纵队合编而来的雄狮，何克希将军彼时正是35军政委。

吴仲禧老前辈

1944年，在浙东地区公开成立不久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前身为抗战之初就坚持在浙江地区与敌作战的中共领导的三北游击队），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颁布《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草案）》，标志着浙东抗日根据地开始各方面有计划地建设。同时，在长期坚持与敌斗争的经验上，何克希，谭启龙开始组建敌后情报网。

“400情报小组”组长名叫周迪道，代号401，化名朱人达，浙江诸暨人。原本是新四军派出在敌区活动的隐蔽人员（新四军浙东财经委主任）。1944年，浙东游击纵队司令何克希命令周迪道，让他想办法筹到800万元巨款，用来购买游击队的军需物资。

周迪道按照何克希的指示，化名为朱人达来到宁波余姚陆埠一带筹款。起初周迪道的筹款行动很成功，但有一个伪乡长与周迪道有过节，这个伪乡长跑去余姚日军警备部告密，周迪道于是被捕。被捕后，始终不肯承认自己在新四军的身份。他遭到日军严刑拷打，却始终不肯透露一句真话。可是很快被捕的人中出了叛徒，指认了周迪到财经委主任的身份。

宁波日本宪兵队驻地原永耀电力公司大门

周迪道身份暴露，死亡已经无可避免。日军逼问他筹款藏在了何处，新四军根据地的确切位置等情况，周迪道一个字也不肯吐露，准备慷慨赴死。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日军准备行刑时，却突然将他放了。他千方百计发出了信息请示组织，自己该怎么办。何克希和时任浙东区委负责敌工工作的负责人丁公量(1936参加革命，1938年任新四军教导队特派员，1943年调到浙东区党委，一直干着保卫、敌工工作。后作为浙东区党委城工委副书记，他是宁波地区当时敌工工作的最高领导之一）收到此信后，决定将计就计，让周迪道潜伏在日军宁波宪兵司令部内，秘密打探日军扫荡时间，然后及时通知老百姓转移。

潜入宪兵司令部后，日军以为周迪道已经叛变，被新四军仇恨，因此得到了日本人的信任，并成为宁波日军宪兵司令部思想课课长手下所谓“八大密探”之一，但他做梦也没想到，正是他所谓“以华制华”的策略，让周迪道这个中共新四军的秘密特工在其眼皮底下组建了新四军江南地区最为成功的情报小组。

作为“无间道”，周迪道不光是窃取情报，作为“汉奸”，他们必须时不时地提供情报给日军宪兵队。否则，时间长了，鬼子就会认为他们没用，而且这些情报还不能全是假的，如果日本人发现被欺骗，潜伏计划就失败了。

所以，周迪道提供的情报往往内容确实是对的，但是时间上却错开了。如他告诉日军宪兵队长铃木，浙东纵队司令昨日渡江前去三北，去向不明，铃木派兵去围剿，但围剿前浙东纵队司令早已回到了根据地。铃木虽然行动次次扑空，但总能从其他方面证明周迪道的情报是正确的。

假扮周迪道妻子的是新四军年轻却是老兵的徐笑奇（时年20岁），代号406，化名徐国芬。其余小组成员，以朱家为联络点，潜伏在日伪各部门。后来，“400情报小组”由最初的6人逐渐扩展到9人。

“400情报小组”成员周迪道

假扮周迪道妻子的徐笑奇（原名莫孝贞，莫奇，化名徐国芬），年仅20岁，却已经是新四军的一名老兵，在她参加对敌斗争的过程中，也是一段传奇故事。在“400情报小组”中，她的代号406，化名徐国芬。后来改名徐笑奇则概括老前辈人生中三个最重要的阶段。徐，那段在魔窟的情报生涯；笑字音则是对自己原名莫孝帧中的孝，以示不忘祖；而奇则是自己在新四军部队和担任交通员时期中难忘的岁月。

徐笑奇前辈

1924年，在浙江省德清县城关镇莫家出生了一个女娃，父亲给她起名叫莫孝贞。莫家家境殷实，在德清城内有好几家店铺。莫孝贞从小生活在富裕的家庭里，被视为家里的小千金。

1939年，15岁的莫孝贞考进了上海私立女子中学，当时班主任叫黄容林，是中共地下交通员。在黄容林老师的影响下，埋下了莫孝贞走上革命道路的萌芽。

1941年1月28日，莫孝贞参加了新四军，分配在一师的“社会教育服务团”。参加新四军后，团长帮她改名为莫奇。在社会服务团的工作，主要是宣传抗日。

1943年12月时，莫孝贞被调往鄞西古林区交通站担任站长，成为新四军隐蔽战线的一名秘密地下交通员。总站长为翁惠珍，莫孝贞与她进行单线联系。她曾经孤身夜走坟地，及时传出了伪军第十三师第三十七团准备向根据地偷袭的情报，让部队避免了损失。

革命老人翁慧珍

组建了“400情报小组”后，考虑到要为周迪道安排工作助手和掩护人员，组织上安排莫奇的身份是周迪道在老家的妻子。周迪道进入日军宪兵队后，专程派人去将“妻子”莫孝贞接了过来。其实这一切不过是为了方便工作，二人才假扮为夫妻，莫奇改名为徐国芬，配合丈夫“朱人达”进行情报工作。

为了筹措“400情报小组”的活动经费，周迪道了解到宁波伪商会会长袁端甫向国民党秘密汇款一亿多伪币，便请他到酒楼喝酒，问他是不是想去日军宪兵队坐坐，袁端甫吓得立马给周迪道送来了一亿多伪币。周迪道将这笔钱分给了宁波宪兵司令部的其他几个汉奸头子，这些汉奸分到钱后，都夸周迪道讲义气，无形中提高了周迪道在他们中的地位，而剩下的钱作为地下活动经费。

当时“朱人达”在宁波的宅子是“400小组”与外界进行情报交流的地方，是深藏在日军心脏里的交通站。每次有情报和特别行动，小组成员会以打牌为由前来汇报与商议，莫孝贞则负责望风掩护。当然，有了“朱太太”的身份加持，莫孝贞与日伪军官的家属成了好朋友，她时常与这些日伪军的家眷们一起聊天、看戏、打牌，为不识字的太太们看信写信，从她们的话语中捕捉有价值的情报。

成为了“朱太太”的莫奇，穿上了旗袍、戴上了金玉首饰，烫上了时髦的卷发，她每天来往于日伪军官的太太中间，表面上是光鲜亮丽，每一步却是如履薄冰，稍微一个不留神就会粉身碎骨。

徐笑奇（徐国芬/莫孝贞/莫奇）

1944年10月，为了加强城市工作，浙东区党委成立了城工委，谭启龙指示城工委王文祥、丁公量要加强埋伏在宁波日军宪兵司令部里“400小组”的领导，城工委经过考虑，决定派乐群去加强领导（任情报小组与组织的单线联系人）。乐群，宁波富家千金。1938年参加新四军，同年成为中共党员，时年20岁。

乐群老前辈

乐群接手领导“400”小组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审查每个成员的情况。她找的第一个人是王福林（代号404），她以王福林表姐妹身份找上门的，正在谈话间，宪兵队的人找上门来了，乐群淡然应付，一点也没有露出破绽。接着她又找冯禾青（代号403），再找周斯明（代号402），最后才找周迪道（代号401），还有和401扮假夫妻的莫奇（代号406，化名徐国芬）。经过考察，乐群掌握了全面情况，“400情报小组”的成员也看到区党委派来的这位“女政委”态度诚恳，水平很高，相互间建立了信任。

冯禾青（403）

前面说过表面光鲜亮丽，其实如履薄冰。作为“潜伏情报网”，危险从来不曾离开过。一次无意的疏忽就可能造成全面崩溃，这在情报行业内也屡见不鲜，“400情报小组”也时刻在悬崖边上。某天，宪兵队思想科科长铃木政一来到周迪道家所在的宝奎巷13号找他的干妈徐章翠。

今天的宁波宝奎巷

徐章翠是周迪道“夫妻”的房东，其丈夫徐荪初辛亥前在日本的大阪和神户做生意，期间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回到宁波，日军占领宁波后铃木政一找房子时认识了徐章翠，她也会一口流利的日语，在日本时与铃木是邻居，所以铃木认下了这个干妈。铃木当时对干妈说：“看来，支那战争我们打不赢了，我回不到日本去了。”铃木说在日本有一个未婚妻，准备把在宁波的财物变卖，把现金寄回去，要未婚妻领养一个孩子。

铃木说这话时，有一个跑单帮的商人阿比也在场，莫奇（406）也在旁听见，作为日军军官动态她向王福林（404）进行了汇报，王福林把这一情况告知了城工委。城工委一个新的工作人员缺乏保密纪律观念，他竟把这一情况写成了新闻，说日军宪兵队头目思想很乱，刊登在《新浙东报》上，铃木政一看到后大为恼火，要查是谁泄的密。

1945年4月6日《新浙东报》刊有《敌官铃木军曹未死先备后嗣》

乐群得悉这一情况后分析认为：那个商人阿比在场应该是个可以利用的掩护，马上让周迪道通过外线让阿比不要来宁波，一边又通过章翠告诉铃木“可能是阿比说出去的”，一边又做好撤出的准备，但她认为只要有可能，“400情报小组”还是要潜伏下去。

王福林前辈（404）

由于徐章翠在关键时刻起了作用，铃木相信了她的话，且阿比也失踪，这突发事件才涉险过关。徐章翠经过乐群、莫奇等人的多次争取，也成为了“400情报小组”的外围情报员。而这个铃木政一甚至也被周迪道等人最后软化，在抗战胜利后，思想上投向了新四军。

“400情报小组”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乐群根据城工委指示，还领导了“400情报小组”策反了密探队六七十人携带大批武器弹药和电台等反正，情报工作做到顶峰不过如此，铃木亲率一小部分兵力护送周迪道们一起安全回到了四明山根据地，这个铃木还想和浙东根据地负责情报保卫工作的丁公量（当时用名-粟后）见面，虽未果，但留下了一份表示钦佩的信件。在随后，他还根据周迪道与他的联络，最后救了“400情报小组”外围情报员林永发。

乐群老前辈后话： 1945年8月抗战胜利，9月新四军浙东纵队奉命北撤，乐群负责掩护已是肺病晚期的城工委书记王文祥撤到上海，让他住进医院，但不久王文祥因病重去世。

1948年，乐群又被派到上海做秘密交通工作。乐群大哥有个叫竺禹襄的好朋友，原是中纺纱厂高级职员，后来开起了航运公司，运输南北货物，苏北解放区负责贸易工作的冯昌伯同志找乐群联系，请她动员竺家船只为新四军从上海到苏北、浙东运输军用物资。竺禹襄等人为新四军开辟了一条海上运输线。由于工作关系，乐群与竺禹襄产生了感情，后结婚。

海上运输风险很大，有时货物被扣留，乐群就会调动社会关系疏通。可是危险还是发生了，竺禹襄的哥哥在一次运输中，被国民党巡逻艇追击时，中弹身亡，后来竺禹襄被国民党水上稽查大队扣留，关入监狱。由于他的公开身份是运输公司老板，只要花钱是可以保出来的，华东局曾山同志指示：“不管花多少钱，也要设法把竺保出来。”乐群卖掉了全部家产，党组织也支援了一些钱，她亲自到南京去活动，终于把丈夫保了出来。解放后，竺禹襄加入了共产党，在上海海关任科长。

解放后，乐群先在华东军政大学女生队任党委书记，后在上海市监察局工作，1958年3月调入上海市民政局，历任局党组成员、组织处长等职。1996年4月11日，乐群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

搜集情报、营救战友、筹集经费、采购药品及紧缺物资，继而转送至前线，“400情报小组”这些女战士外表是富裕千金，其他看上去是较为富有的“汉奸”家庭，但白皮红心，作为忠诚的新四军战士，多次在日军眼皮底下出色地完成任务。

1944年底，何克希密令“400情报小组”，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准备了一批火药，用于制造手榴弹。运送火药的任务便交给了“400情报小组”，小组必须前往上海拿到火药后再运回宁波。那时的宁波处于日伪严密封锁下，出城都是大问题，更别提运送火药，一旦暴露，性命堪忧。

如何完成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小组成员一筹莫展之际，日本宪兵队特高课课长木场想去上海游玩，周迪道从这个信息中寻得了“机会”。他以也想和夫人游玩为由，与木场一同去了上海，并成功取到炸药，放在一只不起眼的手提皮箱里。

周迪道、徐笑奇运送火药的皮箱

回宁波时，他们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转运。火车站出口，日本宪兵正逐个翻看行李包裹。周迪道见状，找了个借口将箱子塞到木场手里，请他帮忙拿一下。

接过沉重的箱子，木场问：“朱人达，你搞什么名堂?是不是做金子生意发财啊?”周迪道应和道：“不做点生意哪来的吃喝呀?带点‘黄货’回去补贴补贴。”木场听后不再多问，拎着箱子就上了火车。一箱火药就这样躲避了检查，并被成功运到四明山根据地。

这只立了功的皮箱后来一直由徐笑奇保管使用。2012年徐笑奇逝世，其子女于2015年9月4日将皮箱无偿捐赠给新四军纪念馆。如今，这只外表有磨损痕迹、提手处布满裂纹的皮箱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徐笑奇子女将皮箱捐赠至新四军纪念馆

1945年日本投降后，“400情报小组”任务完成，莫孝贞（回到根据地改名徐笑奇）等人安全地撤出宁波，回到了四明山根据地。而日军到最后都没有发觉，在他们的心脏里潜伏着乐群、周迪道，莫孝贞等“红色特工”。

回到根据地后的徐笑奇

丁公量(右一)和400小组成员周斯明(左一)、冯禾青(左二)、莫奇(左三)

由于战争和工作等诸多原因，“400情报小组”完成任务后不复存在，又因为作为浙东抗日根据地，浙东区党委和浙东游击纵队最高的机密，“400情报小组”潜伏岁月里惊心动魄的事迹随着历史的风云变化，慢慢的摆放在某个角落里，已经不为人注意。曾经并肩站在一起战斗的同志们失去了彼此的消息，直到解放多年后才有机会重新聚到一起。那些年他们的功劳几乎被埋没，但他们的功劳和艰辛，应该和驰骋疆场的将士们一样被铭记，无名英雄们为民族独立甘于奉献的精神当是今人为国奋斗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