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都故城考古「韩王陵」

今天带来韩都故城考古「韩王陵」，关于韩都故城考古「韩王陵」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概述

郑韩故城是东周时期著名的列国都城之一，位于河南省新郑市区附近的双洎河与黄水河交汇处。东西长约5000米，南北宽约4500米，是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的古城墙也是世界上同期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垣之一。故城由春秋时期的郑国始建，韩灭郑后，即迁都于此，郑韩两国先后在此建都长达539年。

郑韩故城平面呈不规则的三角形，城垣周长20千米，城内面积16平方千米。中有一南北向隔城墙，将故城分为东西两城：西城为政治中心，郑、韩两国的宫殿区、贵族府邸等都在西城集中分布。东城为经济中心，分布着手工业作坊区、平民居住区、宗教礼仪性祭祀区和郑国贵族墓葬区等。

郑韩故城内文物遗迹星罗棋布，目前发现城门遗址4处，在城内南北走向有一隔城墙，把故城分为东西两城。西城内分布有韩国宫城和宫殿区、缫丝作坊遗址。东城内分布有郑国宫庙遗址、祭祀遗址、铸铜遗址和韩国铸铁、制骨、制玉、制陶等多处遗址。故城内外有郑韩两国贵族墓地多处，其中大型韩王陵墓群12处。平民墓葬区主要分布在城东黄水河东岸、城南和城西双泊河西岸一带，城北墓葬极少。

一、郑国的起源

郑国始封早在西周的周宣王时，据《史记．郑世家》:“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前806年)，友初封于郑。”《汉书·地理志上》:“郑，周宣王弟郑桓公邑。”汉代的郑县就在今陕西华县境。

宣王之时，周室中兴。后来周幽王继位，游牧民族频繁侵扰。郑桓公当时为周幽王的司徒，为了避祸，他听从了太史伯的建议，准备将封地东迁。太史伯说，在济、洛、河、颍之间，近于虢、郐两国，两国之君都贪而好利，百姓不附。郑桓公这时正为王朝的司徒，有恩信于民间，如果向虢、郐两国提出迁徙的事，两国之君都是会应允的。此时虢、郐两国也同意献出土地，供应郑国安置迁徙的人口。（见《国语郑语》)

虢、郐被灭虽早在郑国东迁之初，东迁的郑国还得自择立国的地方。郑自武公东迁，下迄春秋之世，未闻迁都之事，可见郑韩故城早在武公东迁之初即已定为都城。从考古发掘来看，新郑不仅有距今七千年的裴李岗文化，还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文化、周文化。这些都是郑人建都于此的有利条件。

为了区别陕西的“旧郑”，人们就把这个地方称为“新郑”。需要说明的是，此城营建之初并未称新郑。“新郑”一名最早见于秦王政二十年（前226年):“新郑反。”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两个铭刻“新郑”的陶器，皆为战国之物。因此，“新郑”之名应在战国时期。

春秋时期，晋楚两国争霸历年最为长久，郑国夹处于晋楚之间，成为两国相互争夺的对象，行成于楚则晋怒，行成于晋则楚怒，真可谓动辄得咎。晋楚之间几次大战役如城濮之战，泌之战，鄢陵之战，战地有的不在郑国，战争的结局都对郑国有很大影响，直到鲁襄公二十七年（前546年)，宋国向戌提倡弭兵之会，使晋楚交欢，也使两国之从交相见，这才解除郑国的厄难。再后吴国起于东南长江下游，屡次和楚国生衅，使楚国疲于奔命，少有余力向中原发展，郑国才得稍告安谧。

郑韩故城周围韩王陵分布

二、郑韩故城近代文物发掘概览

民国十二年（1923年）8月，新郑退职军官李锐的老宅院（因建有二层砖瓦楼房，得名李家楼）里，一群工人正在打一口水井。工人们挖到地下10米多深的时候，意外挖到了四件青铜器。驻兵郑州的北洋陆军第14师师长靳存青认为，钟鼎重器非一般文物，应归国有。将前期出土的70多件铜鼎、铜鬲等物品，运往郑州保存，并派官兵监护现场。挖掘工作到了10月5日，获得的青铜器、碎铜片、陶器和贝币已有1500多件，它们被统一命名为“新郑彝器”，发掘的古墓也被称为李家楼大墓。

1923年郑公大墓挖掘现场

1966年5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来到李家楼，清理当年现场，认定该墓应是郑国一男性贵族大墓，所以又称它为“郑公大墓”。

20世纪60年代，通过钻探普查，初步了解故城内的文化分布情况，发现了郑韩两国的宫殿宗庙基址、后端湾铸铁遗址、战国冷藏室遗址及多处夯土台基等，为郑韩故城的文物保护与发掘研究奠定了基础。

郑公大墓车马坑遗址

宫殿区在郑韩故城西城内的中北部一带，分布有比较密集的夯土建筑基址。东城西北部也发现有大面积夯土，并清理出6个磉墩，这很可能是与郑国宫殿区有关的早期建筑。

20世纪70年代，先后发掘了白庙范铜兵器坑、后端湾墓地、仓城春秋时期高级贵族墓地、梳妆台遗址等。白庙范铜兵器坑，出土战国时期的戈、矛、剑等兵器220余件，其中有铭者180余件。这批带铭兵器的出土，对研究韩国兵器铸造技术与制度，兵制、库制以及战国时期的历史地理与古文字等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郑韩故城鸟瞰

20世纪80年代，先后发掘了河李墓地、阁老坟村西宫殿遗址、税务局家属院战国宫殿建筑遗址、药厂仿楚大布范和连布钱范遗址、玻璃厂春秋冷藏窖、后端湾墓地、李马墓地春秋车马坑均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发现。尤其是韩侯王陵墓的发现，填补了郑韩故城考古长期没有韩国大型陵墓的空白。

20世纪90年代，为配合新郑市基本建设，在金城路、城市信用社和中行遗址发现了时代接近、性质相同的三处祭祀遗址，发现青铜礼乐器坑28座，出土郑国公室青铜礼乐器470件，发现殉马坑93座。其中中行遗址的发掘（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郑国祭祀遗址）在1997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郑韩故城的布局体现了当时东周列国都城的典型模式，交通便利，商业发达，是当时天下名都；是目前世界上同一时期保存最完整、城墙最高、面积最大的古城。

21世纪以来，主动性和抢救性的发掘又取得了许多新的收获。不仅发掘了战国时期韩国的大型官营制陶作坊，而且还清理了春秋战国时期冯庄私营制陶作坊，官营和私营制陶作坊的发现，对我们了解和研究郑韩故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以及社会经济状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一时期发掘的兴弘花园与热电厂墓地，第一次完整揭露了一处从西周晚期到战国中期以低等级贵族及平民为主的公共墓地，对研究郑韩故城的城市布局、丧葬制度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特别是配合南水北调工程对胡庄韩王陵的抢救性发掘（河南新郑胡庄墓地）取得了重要成果，该项目被评为“200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近年来，为配合郑韩故城考古遗址公园和地方经济建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新郑工作站对北城门、南城墙、三号车马坑、双楼、天利等遗址和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0余万平方米，发现东周至唐宋时期的道路、瓮城、墓葬、灰坑、陶窑、车马坑等遗迹，出土各类质料的文物数万件。

北城门遗址道路与水渠剖面图

三、城门与城墙

北城门遗址位于郑韩故城东城，在北城墙与隔城墙交汇处。郑韩故城的城垣均是用五花土分层夯筑而成，城墙高一般为10米左右，最高可达16米、城墙基宽40～60米，顶宽2.5米。它是世界上同期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垣之。它不仅是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而且是供人们游览的重要古迹。北墙外侧有数处马面建筑，是中国最早的新型城墙防御设施。

郑韩故城北城门遗址航拍

2016年2月至2018年10月，为配合郑韩故城遗址公园建设和新郑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文化路北延工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其用地内遗迹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7000余平方米。清理出春秋战国至明清时期带车辙的道路、城壕、水渠、瓮城城墙等重要遗迹。该遗址的发掘简报已刊发，这里不再进行详细介绍。作为新郑郑韩故城遗址的组成部分，该遗址与郑国三号车马坑被评为“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北城门遗址春秋时期北城门平面图

2017年8月至11月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新郑工作站对新郑市中华路南段西侧、福兴路南侧区域进行发掘工作，其西、南均邻郑韩故城城墙保护范围。发掘面积1200平方米，清理墓葬29座，灰坑154个，水井9眼，窑1座。根据已清理的遗迹和遗物判断，应为春秋时期的文化遗存。

北城门遗址战国时期北城门平面图

在之前其他遗址的发掘工作中，我们认为南城墙是没有基础，直接在生土上夯筑的。而此次我们在对工程范围内郑韩故城南城墙的一处缺口进行解剖后，对南城墙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此段南城墙现存墙基宽度24米，地面以上部分最高处3.70米，地下墙基部分最深处达6米，墙体均为夯土，夯层一般为5厘米，夯窝直径3~6厘米。墙体外侧是一条深沟，深约8米，我们推测墙外很有可能是之前双泊河（古洧水）的古河道。此段城墙依河而建，为加强防护，避免城墙被河水冲毁，是呈斜坡状分段向上夯筑而成的。

这些发现为我们研究郑韩故城的城墙形制、古洧水的河床位置、南城墙的初建时间以及建筑方式等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

北城门遗址清理的主要道路图示

北城墙夯土剖面

四、车马坑与墓葬

三号车马坑位于郑韩故城东城内后端湾郑国贵族墓地的西北部，西距双泊河约300米。2016年12月至2017年11月，为配合车马坑景区的展示工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新郑市旅游和文物局组成考古队，对该车马坑进行了主动性发掘。

经过近9个月的挖掘清理，具有2400多年的郑国三号车马坑基本挖掘完毕。截至到11月，已清理出4辆马车，90匹陪葬马匹，是郑韩故城内挖掘出土的最大车马坑。

郑国三号车马坑全景

此次发掘的郑国三号车马坑位于郑韩故城东城内西南角的郑国贵族墓地里，是春秋晚期一代郑国国君墓的专用车马陪葬坑。

2017年2月挖掘以来，在南半部的马骨上残存有4辆拆车葬式的木车痕迹，随之出土的还有车上的青铜部件等装饰品。其中，发掘出土的一号安车体量巨大，车总长4.7米，彩棚长2.56米、宽1.66米，车舆顶部有防雨防晒等设施，装饰奢华，车篷上有彩席遗痕，车舆顶部周边装饰着管状铜器、骨器，刷新了郑韩故城内出土马车体量的纪录。

郑国三号车马坑一号安车

该坑为南北向近长方形竖穴土坑状，口大底小。坑口南北最长11.7米，东西最宽10.6米，深7.5米。坑底清出至少124匹马骨，马骨绝大部分呈头向西的侧躺式摆放，东西向5列。经鉴定，这些马匹均为七八岁左右的成年公马。

三号车马坑的发掘证实了其确为东侧春秋晚期郑公一号大墓的陪葬坑。由此可知，郑公一号大墓陪葬的各种车辆达48辆，马有124匹以上，墓主当是一代强势郑公。三号车马坑与郑公大墓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组有对应关系的主墓与陪葬坑，车马数之多刷新了郑国纪录，其形制在国内春秋时期的考古发现中也极其少见。发现的大型安车，形体巨大、装饰豪华，这些发现为研究郑国乃至中原地区车马葬制、葬俗等提供了重要学术依据。

郑国三号车马坑一号安车上的彩绘席痕

此外，发掘显示，1号车和2号车南北并排，且陪葬马匹均呈侧卧式摆放，马骨上不见马器具，这符合文献关于郑国陪葬车实行“拆车葬”的记载。陪葬车一般分为“整车葬”“拆车葬”“车马混葬”等不同形式，郑国一般实行“拆车葬”。“拆车葬”是先把马杀死，并排放到车马坑底部，再把完整的车辆拆开，将零部件放在马匹尸体之上。

从发掘情况看，3号车马坑陪葬的马车可能是郑国国君和夫人的日常用车。但具体是郑国哪一代国君，目前还无定论。由于主墓严重被盗，随葬品几乎被盗一空，也没有相关文字记载，因此墓主人身份难以定论。根据目前发掘情况看，可能是春秋晚期君主。

2016年3月至6月，新郑工作站对位于新郑市梨河镇三里岗村南、茨山路南侧康富威新厂区项目内的遗迹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共清理墓葬234座，车马坑2座，马坑1座。出土陶、铜、玉等不同质料的文物400余件。墓葬主要为竖穴土坑墓，分布较密集，年代集中于春秋战国时期。

郑国三号车马坑三号车

其中一号车马坑残长8.30米，宽3.80米，共清理出4辆车、18匹马、1只狗。车由东向西排放，相互叠压；马分五排埋放，第一排马被M28、M29打破，仅剩2匹马的腿骨，第二、三、四、五排均为4匹马。

其附近区域也是郑韩故城南部的一处重要墓葬区——烈江坡墓地。通过近年的工作，我们发现，这个区域实际上也是宋庄韩王陵的所在地。在这个墓地，除发现较大形制的车马坑外，还发现4座保存完好的出土有青铜礼器的墓葬，器物组合包括鼎、簠、豆、罐等。这批墓葬的发现，对研究春秋战国时期郑韩两国的历史、文化、葬俗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康富威新厂区项目一号车马坑

2016年2月至2017年5月，新郑工作站对位于新郑市中华南路西、黄河路南梨河中心社区项目的古代遗迹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春秋战国至唐宋时期墓葬1040座，马坑1座，水井1眼，出土陶、铜、玉、骨等不同质料的文物数千件。

以往对这一区域的考古工作做得较少，因此对其文化面貌不是很清楚。从目前的情况看，这里也是郑韩故城的一处较为重要的公共墓地，墓葬的时代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汉唐宋时期，其中主要为战国时期的墓葬。从出土马坑的情况推断，这里也不乏高等级的贵族墓葬。该墓地的发现与研究，无疑为我们探讨郑韩故城自东周以来的城市布局、墓葬分布、丧葬制度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梨河中心社区项目一号车马坑

双楼东周墓地位于新郑市梨河镇双楼村东、炎黄大道西南侧。总面积在2万平方米左右。2012年7月至12月，为配合新郑市郑韩电力电器厂工程用地建设，新郑工作站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此次发掘共清理东周时期墓葬267座，皆为小型墓。墓葬形制包括竖穴土坑墓和空心砖墓两大类。其中以竖穴土坑墓为主。墓葬方向以北向为主。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竖穴土坑墓葬具以单椁和单棺为主，其次是一椁一棺和无葬具墓，双椁墓较少，二椁一棺仅1座。

双楼东周墓地M207

2014年9月至2015年5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位于新郑市郑许公路西侧、郑禹公路东侧（新郑市城关乡乔庄村侯家台）的侯家台墓地其进行考古发掘，共清理东周至汉代时期的墓葬1200余座，车马坑1座，马坑5座，出土陶、铜、玉、水晶、玛瑙等不同质料的文物数百件。

这次发掘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主要为竖穴土坑墓，又可根据葬具不同划分为两椁一棺、一椁一棺、单棺和无椁无棺等几类。其中出土青铜礼器的墓葬，组合一般为鼎、盘、舟、等，也有青铜礼器和仿铜陶礼器共出的墓葬，其余多为随葬仿铜陶礼器和单件鬲（釜）的墓葬。这次发掘清理了20座保存完好的随葬青铜礼器的墓葬，这在郑韩故城历年的考古发现中非常难得，学术价值十分重要。

M375是一座特殊的墓葬一胎死腹中！这在考古学上实属罕见，这为我们下一步进行多学科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

侯家台墓地M375

在该墓地还发现马坑5座，均埋葬2匹马，头向西，4座有狗骨。车马坑1座，盗扰严重，残留2辆车，6匹马，头向东。

侯家台墓地是郑韩故城春秋战国时期一处重要的墓地，从发掘的情况分析，墓地的东西部主要为春秋时期的墓地，中部以战国时期为主。一次性发掘1200多座墓葬的大型墓地在郑韩故城较为少见，这也为我们研究郑韩故城春秋战国时期墓葬布局和埋葬制度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学术资料。

侯家台墓地一号马坑

天利两周墓地位于新郑市梨河镇韩城路东段北、郜楼村南。地形呈长方形，总面积约23000平方米。2013年3月至2014年6月，为配合郑州天利食品厂的基本建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新郑工作站对该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侯家台墓地一号马坑局部

这次发掘共清理两周墓葬313座，这些墓葬以土坑竖穴墓为主，除少数中型墓葬外，余皆为小型墓葬，根据墓葬形制，可分为土坑竖穴墓与砖室墓两类。土坑竖穴墓共计307座，占绝大多数。葬具多为一棺一椁，有少量的单棺墓和两椁一棺墓。空心砖墓仅6座。

天利两周墓地陶器组合

墓地出土器物丰富，仅陶器就有1170件（套）。陶器又可分为日用陶器、仿铜陶礼器、模型明器三大类。日用陶器主要有鬲、盂、豆、罐四个器类。仿铜陶礼器分为鼎、疊、敦、盖豆、壶五个器类。另外，我们在部分豆盘以及陶鬲的肩部都发现有文字符号。

无利两周墓地所见刻划符号

五、中华第一碑

河南省新郑市的郑韩故城出土的“无字碑”，为“中华第一碑”。

“中华第一碑”整体呈圭形，像匕首一样尖尖的，上半身一边一个耳朵，下半部中间有一穿孔，质地是灰色沙岩，正反两面上部都磨得光光的。它全长3.25米，宽0.45米，厚0.25米。据考古工作者介绍，这通古碑是于1997年8月在新郑市区郑韩故城宫殿区内发现的。当时他们在这里开了10x10米的探方29个，大小深沟21条，发掘面积3238平方米，发现了古代墓葬、储水井、下水道、宫殿、道路等文物遗迹，并在一处古代宫殿的夯土层发现了一通“无字碑”。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俞伟超、李伯谦、安金槐等亲临现场进行鉴定。但由于碑上没有刻字，无法判断。

韩国宗庙碑（战国•新郑博物馆藏）

中国有关专家和学者对“无字碑”进行了大量考证研究，他们从石碑的形制、现场发现的祭品、青铜壶，结合“礼记”、“仪礼”等古代文献关于太庙大碑的记载判断，此碑应是战国时期韩国太庙所立之碑，这比中国发现最早的汉代石碑要早数百年。因此，绝大多数专家学者对此碑认识基本一致，认为入这通“无字碑”就是“中华第一碑”。

六、青铜器窖藏

郑韩故城青铜器窖藏坑郑韩故城青铜器窖藏先后发现三批，均位于郑韩故城东城区内。

第一批

1993年6月发现。位置在郑韩故城东城中部的金城路。这里曾发现多座青铜礼乐器坑和殉马坑，出土青铜礼乐器60余件。

莲鹤方壶（现藏国家博物馆）

第二批

1994年10月至1995年3月发现。位置在郑韩故城东城中南部的新郑市城市信用社基建工地。共发掘6座青铜礼乐器坑和56座殉马坑，出土青铜礼乐器57件。

第三批

1996年12月至1997元月20日发现。位置在郑韩故城东城西南部，今新郑市新华路中段的南侧。发现青铜礼乐器坑10座，殉马坑20余座。出土春秋时期的郑国王室青铜重器255件。其中青铜礼器坑4座，出土鼎、簋、鬲、鉴、壶、豆等111件；青铜乐器坑6座，出土编钟18套144件，与之伴出的还有悬挂编钟的木架（笋虡）6套和吹奏乐器陶埙4件。

郑韩故城出土编钟复原（现藏新郑博物馆）

新郑郑韩故城出土编钟数目之多，特别是中国银行新郑支行祭祀遗址一次206件编钟的出土，实为20世纪中国音乐史上的空前发现。同出土的还有7套已腐朽的木质钟架，更为珍贵。这些音乐文物的出土，对于研究春秋时期的编悬制度，郑国编钟的演奏方法、用钟性质、编钟铸造、调音技术、音列规范音律水平以及在中国编钟音乐史上的地位，与郑声之间的关系，郑声的成就与影响等，都是十分难得的资料。

七、手工业作坊

2014年6~11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新郑工作站对位于新郑市梨河镇三里岗村北，郑许公路西侧的名典房地产瑞景金座项目用地内遗迹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6000余平方米，共清理陶窑20座，灰坑160余座，瓮棺葬7座，水井3眼，其中有4座比较大的灰坑内堆放了大量烧制完好的陶鬲（釜），推测应该是当时的储藏坑，专门存放烧好的成品。在部分豆盘内，罐、釜的肩部以及盆的口沿处发现有文字符号。

瑞景金座遗址所见文字符号

另外还发现了在作坊的特定区域有埋葬婴儿的临时墓地，这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还是比较少见的，这为我们研究战国时期郑韩故城的墓葬布局和埋葬习俗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铸铜作坊遗址，位于东城的东部（小吴楼村北），面积约10多万平方米，出土遗物有大量铜炼渣、木炭、熔铜炉、鼓风管、陶范及板瓦、筒瓦、盆、甑、豆、鬲、罐等陶器。

制骨作坊遗址，位于东城内偏北部（张龙庄南），面积7000余平方米。发现大量带有锯痕的废骨料及一些细砂砾石、残铜刀等制骨工具。

制陶作坊遗址，位于东城铸铜遗址的南侧。遗址内发现有陶窑、制陶工具、陶器等，时代属战国时期。

郑韩故城周围遗址及保护区分布

春秋战国是私营手工业的转折时期由于社会形态的转型、争霸及兼并战争的影响，官营制造业的职能缩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独立的手工业者大量出现，尤其是在统治中心，许多官府作坊工匠摆脱了官府的直接控制，成为自由手工业者。私营陶匠队伍也在此时迅速壮大，从而推动了私营制陶业的迅速发展。《墨子，节用篇》:“凡天下群百工，轮车、贛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能。”可见，当时车工、皮革工、陶工、冶金工等都是较为常见的私营手工业者。

从这处私营制陶业作坊遗址的发掘情况观察，至少在战国时期，手工业作坊已经向专业化、精细化发展。大量陶文和符号的发现，印证了“物勒工名”“勒其名，以考其诚”的文献记载，反映了社会对产品生产质量的要求和对从业人员诚信程度的考量。

郑韩故城空心砖墓葬最早出现在战国中晚期，正是由于这些制陶作坊的大规模发展，为空心砖墓葬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原料基础。

手工业生产是古代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手工业生产遗存的研究也是考古学的主要内容之一。郑、韩两国的手工业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尤其是郑国的青铜铸造和韩国的冶铁在当时都是处于领先地位的。因此，通过对郑韩故城手工业遗存进行全面，系统地梳理，从而能够复原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工艺流程，进而对当时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力水平、手工业作坊的分布与城市布局的关系、手工业生产的产业结构与特点、手工业生产的管理机构等相关问题进行分析、讨论。并进一步为了解和认识郑韩故城的城市规划和布局、城市的经济生活以及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制度的变革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后端湾铸铁遗址全景

八、后端湾铸铁遗址

后端湾铸铁遗址位于新郑市郑韩故城东城区西南部，今仓城村南、后端湾中部及北部一带。1960年，河南省文化局曾在此进行小规模试掘，发现了大量与铸铁相关的遗存。

后端湾铸铁遗址地处平原，地势中间高，四周低，落差近10米。双泊河环绕于遗址西部和南部，地势开阔，原面平坦。后端湾铸铁遗址发掘工作自2020年10月开始，2021年1月结束。截至目前，共清理灰坑70多个、沟4条、排水管道2条、铺地砖3处、陶范储存面2处、窑4座、红烧土堆积2处、灶1座。出土陶器、铜器、铁器和石器等各种材质文物400多件。本次发掘所发现大量与铸铁相关的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整，为战国时期同类遗址中少见。

脱炭窑T2Y1（南北向）

后端湾铸铁遗址位于战国时期韩国都城的核心区域，作为都城的官营手工业工场，其铸铁技术在韩国势必属于先进水平。为进一步揭示韩国铸铁工艺，做好出土文物的保护和阐释工作，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将和武汉大学考古系等高校和研究机构合作，对本次考古发现的材料展开多学科研究。对该遗址的进一步研究不仅将揭示韩国先进的铸铁工艺技术水平，也将为我国铸铁技术的起源与传播研究提供重要的证据。

烘范窑T1Y2（东西向）

九、制陶遗址

河南省新郑郑韩故城内发现一处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的大型制陶遗址，其规模和完好程度在中国罕见。

此次发现的大型制陶遗址位于新郑市东北部一处残缺的郑韩古城墙内侧，沿城呈西北东南走向，遗址自西向东分为生活区、作坊区和烧造区三个区域，规模庞大，占地面积达数万平方米。

郑韩故城出土的方足布范

据文物考古工作者介绍，遗址全貌已经探清，并配合基建发掘了3000多平方米。从挖掘情况看，这里很可能是韩国官方制陶遗址。专家判断，附近还应当有成品区和废品区。

此处属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的大制陶遗址，距今约2300年。由于地理位置偏僻，整个遗址保存的相当完好。在烧造区内，3个大型烧窑深埋于地下，窑穴最深的达3米多。

五、初步研究

对郑韩故城始建年代和历史背景的探讨，可推动对春秋早期史事的深入研究。郑国是春秋时期的一个重要诸侯国，韩故城作为郑国都城，建城时期的考古材料稀缺，学界对该阶段的考古学研究基本上属于空白，以往文献中关于春秋初年郑国历史的记载也比较少且存在争议。随着《清华简》等文献资料的出土和整理，结合郑韩故城现有考古材料，这将有利于推动学界对春秋早期史事的深入探讨。

郑韩故城北城门遗址

近年来，郑韩故城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在以往的研究基础上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城内外的各种遗存、墓葬区的分布和内涵都逐渐明晰，研究资料逐年丰富，认识也不断加深。现已发表专著8部，报告、简报及论文100余篇。除此之外，还和日本、美国、加拿大以及国内外的相关单位在体质人类学、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环境考古学等方面展开了多学科的合作研究，并取得巨大的科研成果。

双楼墓地和天利墓地经过系统地整理，对其认识较为深人，基本展示了两周时期郑韩故城一般性墓葬的特征。

新郑双楼东周墓地分为五期九段，年代跨度大致从春秋中期晚段或春秋中晚之际到战国晚期晚段或战国末汉初。随葬品以仿铜陶礼器为大宗，日用器和铜器较少。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早期早段，墓地基本上以鼎、疊、敦（盏）为核心的组合为主；战国早期后段，鼎、盖豆、壶为核心的组合开始出现，同前一种组合共存于墓地中；战国中期，鼎、盖豆、壶的组合基本上取代了前一种组合形式；战国晚期，鼎、盖豆、壶为核心的组合不断弱化；战国晚期晚段，壶、钵的组合形式兴起成为主流。

双楼东周墓地陶器组合

通过对各类组合的文化内涵进行分析，可以确定以鼎、疊、敦为核心的组合所代表的是郑文化。鼎、疊、盏为核心的组合数量少，组合形式往往不全，可能是受强势郑文化影响下的本土文化。鼎、盖豆、壶为核心的组合所代表的是韩文化。壶、钵组合是战国晚期传统仿铜陶礼器组合形式的转变，代表的是战国晚期的韩文化。

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早期早段，韩文化因素还未进入，主要是郑文化和少量的本土文化共存于墓地之中。从战国早期后段开始，韩文化因素开始出现。到战国中期，完全取代了郑文化，这样的变化与郑韩先后在此建都有关。到了战国晚期晚段，随着丧葬观念的转变，韩文化有所转变，传统的仿铜陶礼器衰落，新的丧葬习俗或理念正在孕育。

墓地随葬的陶器基本是以仿铜陶礼器为主，说明东周以来的丧葬观念、礼仪传统仍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内涵和普遍规范。战国晚期开始，这类仿铜陶礼器逐渐衰退。到了晚段基本不见，同时空心砖墓出现并开始流行。这就预示着仿铜陶礼器的衰落，新的丧葬习俗或理念正在孕育。

墓地随葬玉器不很普遍，随葬玉器基本上是一墓一件。通过对其中的69件玉器进行检测，可以看出这批东周玉器的物相，主要为透闪石、方解石、石英（玉髓）和滑石等质地。该批玉器基本都是素面。此次分析的双楼墓地出土的玉器中透闪石所占比例非常低，而大量使用方解石、滑石等低品质玉料，说明该批墓葬主人所在社区整体经济和社会地位相对较低。

通过对双楼墓地人骨的体质人类学考察，可以看出墓地中男女性别比例为2.50:1。双楼墓地的平均死亡率为46.05岁，可以看出该地居民具有较高的平均期望寿命，这可能与其地处国都，经济、文化水平较高，整体的公共设施较完善，防御自然灾害的水平较高有关。

郑韩故城示意图

从墓葬形制以及大量仿铜陶礼器并结合玉器和人骨的检测结果来看，双楼墓地的墓主生前的社会地位不会很高，可能为低等级贵族和具有一定经济能力的普通平民。

墓地的年代从春秋中晚之际一直延续到战国末期，时间跨度相当长，其间经历战乱和郑韩政权的更迭，这对墓地的整体布局或多或少是有影响的。

战国早期晚段之前，整个墓地的文化特征较为单一，主要以郑文化为主，其中夹杂着少许本土文化，而整个墓地的布局是随着郑人的规划而逐渐发展的。到了战国早期晚段，郑文化和韩文化共存于墓地之中，之后就仅仅是较为单一的韩文化因素。韩人墓的布局规律性不明显，这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受到之前郑人墓布局的影响。到了战国晚期，特别是空心砖墓盛行时，大部分集中在墓地南部，形成规律明显的成排分布格局。

该墓地北距宋庄韩王陵南家约300米。在墓葬区的东部有一条东北一西南向的壕沟，纵贯葬区。壕沟残深0.8米，横截面呈“Ⅴ”形。推测该壕沟应为墓地的内壕。结合最新发掘的胡庄韩王陵的材料来看，双楼墓地和宋庄韩王陵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系。

双楼东周墓地航拍图

天利两周墓地出土模型明器比较特殊。一共出土24套（件），出于24座墓葬中，均为泥质，灰陶和灰黄陶居多，另有少量红褐陶，均为手制，实心。器形简化，能分辨者大多是模仿铜礼器而作，如鼎、甑、鬲、鼎、方壶、敦、舟、盘、等。烧成温度低，易碎，导致很多墓葬的陶模型明器组合不全。

在日用陶器、仿铜陶礼器、陶模型明器三大类器物中，日用陶器占有绝大多数，且型式多样，变化节奏清晰明快，因此在下文的分析中，我们以日用陶器为纲，结合仿铜陶礼器进行组合分析，将出土日用陶器和仿铜陶礼器的墓葬分为十五组。

我们对出土陶器的墓葬进行综合分析，并以此为据对墓地进行了分期，其中西周晚期3座，春秋早期14座，春秋中期42座，春秋晚期38座，战国早期14座，战国中期3座，战国晚期1座。

西周晚期墓葬3座，相较于春秋时期各期段的墓葬而言，数量明显较少。在这3座墓葬中，除了陶豆均属于 A 型外，其余陶鬲、陶罐、陶盂类型较为多样。可以看出，天利食品厂墓地西周晚期的墓葬有两个特征：一是数量相对较少，二是文化特征多元性。这些特征表明，新郑地区在西周晚期是人口较为稀少的一处“边缘”区域，因而留下了较少的墓葬等人类活动遗存。同时这些特征还表明，西周晚期统治新郑地区的政权，对此区的控制力较弱，因而才会出现如此多元的文化特征。

郑韩故城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国君墓（郑公大墓）

到了春秋早期，墓葬数量有了明显的增加，为14座。我们认为，天利食品厂墓地春秋早期的文化特征，应与郑国定都新郑有关。定都新郑后，大量的人口涌人新郑，因而墓葬的数量骤增。而原本统治新郑的郐国的考古学文化特征，并不会因为郐国的灭国而突然消失，因而墓葬中的文化特征显现出极大的丰富性。

春秋中期早段时，天利食品厂墓地的考古学文化达到最繁荣的时期，突出特点表现为此段各器类的器型最大，陶质最好，烧成温度最高，造型也最为美观。我们认为，此种现象，应与郑国自定都新郑后，经武公和庄公父子的励精图治，在庄公之时，郑国史称“春秋小霸”的历史背景有关。因此才会在春秋中期早段的时候，天利食品厂墓地的考古学文化达到最繁荣的时期。

从春秋中期晚段到战国早期早段，天利食品厂墓地的考古学文化逐渐衰落，主要特征表现为各器类器形逐渐变小，陶质逐渐变差，烧成温度变低，器形越来越简陋等。我们认为，这种考古学文化的衰落与郑国国际国内实力的衰落不无关系。公元前679年，齐桓公开始称霸，从此进人了齐、晋、楚、秦诸国争霸的时期。正是因为这种强敌环伺导致的征伐不休，加上内乱不断，致使郑国国力和财力日趋式微。考古学文化的衰落与郑国实力式微如此契合，说明考古学文化的特征，成为了那段历史轨迹的有力明证。

战国早期晚段，墓葬数量骤减，仅3座。考古学文化特征也进人没落的阶段，表现为各器类特别是陶罐的明器化，器型极小极简单，鬲、孟、罐、豆的组合无一全者等。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战国早期晚段郑国的没落与灭亡，或多或少对考古学文化特征产生影响。二是战国早期前后的时段正是随葬日用陶器这一习俗衰落，仿铜陶礼器兴盛与流行的阶段，这种大的时代特征也对战国早期晚段天利食品厂墓地考古学文化的没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战国中期及以后，天利食品厂墓地从西周晚期以来占绝对主导的鬲、盂、罐、豆组合绝迹，代之而起的是属于韩文化的鼎、盖豆、壶的组合。这当与上文提到的韩灭郑并徙都新郑，从而加强了对这一区域的统治有关。战国中期以后，韩文化在新郑地区占据绝对主导，成为了新郑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主流。

两周时期是礼制的形成也是被破坏的时期，礼制的核心内容是将等级差异制度化，其中就有涉及埋葬制度的诸多内容。下文我们将从用鼎制度、棺椁制度和饭含制度三个方面，对比文献记载的埋葬制度和天利食品厂墓地所涉及的埋葬制度之间的差别与联系，探讨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

用鼎制度方面，先秦文献记载较为零星，且多有抵悟。但据俞伟超等先生考订，东周时期的鼎制为“诸侯用大牢九鼎；卿、用牲三鼎或特一鼎”。并指出这种制度经历了西周后期至春秋初期、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战国中晚期三次破坏。

天利食品厂两周墓地共313座墓葬，未出土一件铜容器（当然不排除被盗现象），显然已超出上述用鼎制度所涵盖的等级范围。出土陶器方面看，也多为鬲、盂、罐、豆等日用陶器，出土陶鼎的墓葬仅4座。M26年代在春秋晚期晚段，正是孔子所处的“礼崩乐坏”的时期，其余三座墓葬则晚至战国中期及以后，已是周代鼎制完全衰落时期的墓葬。因此，如果仅依据随葬品来看，天利食品厂墓地的墓主们应均为庶民。然而，鼎制所反映出来的墓主等级与其他制度所反映的墓主等级并不一致。

关于周代的棺椁多重制度，赵化成先生梳理了文献记载，并结合考古发现，认为周代棺椁多重制度为天子棺椁七重，三椁四棺；诸侯五重，二椁三棺；大夫三重，一椁二棺；土再重，一椁一棺。天利食品厂墓地一椁二棺的墓葬1座，一椁一棺的墓葬160座，若与上述棺椁多重制度对应，则一半以上的墓葬的墓主当为“士”这个阶层，甚至还有一个墓主为“大夫”。

饭含制度在先秦文献中多有记载，不同身份等级所对应的饭含物品不同。与天利食品厂墓地相关的饭含制度是何休对《春秋公羊传》的注解。何休注曰：“孝子所以实亲口也，缘生以事死，不忍虚其口，天子以珠，诸侯以玉，大夫以碧，土以贝，春秋之制也。”何休是东汉著名经学家，其所言饭含之制，当非臆测，应有所本。天利食品厂墓地共有55座墓葬出土贝，其中有50座墓葬的贝出土于墓主口中，显然是作为饭含使用的。而以贝作为饭含的墓葬，既有一棺一椁的，也有单棺的。

综上，我们看到文献中所记载的三种埋葬制度在天利食品厂墓地表现出一种明显的不一致性。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不一致，一般都认为是“僭越”礼制的现象。但从天利食品厂墓地材料出发，并联系天马一曲村墓地和上马墓地的墓葬材料，不难发现日用陶器墓使用一棺一椁为葬具或以贝为饭含者，从西周开始，迄于春秋晚期，一直都有不小的数量。把年代跨度如此之长、数量如此众多的材料都解释为“僭越”，难以让人信服。

所以，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天利食品厂墓地的墓主身份等级为庶民，因为从大量的两周墓葬材料看，用鼎制度在表现等级身份方面还是比较可信的，俞伟超先生亦曾明言用鼎制度在周代的礼乐彝器制度中“占有核心位置”。因此，天利食品厂墓地的墓主等级为庶民，但是使用棺椁多重制度和以贝为饭含属于他们的等级权限之内，并非“僭越”行为。

天利食品厂墓地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出土的陶模型明器。此类器物在新郑以外的两周墓葬中尚未见发现，新郑地区以往的发现也因为较为零星。我们之所以将这类器物称之为模型明器，是因为其形制比较符合《礼记．檀弓上》的记载：“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斷，琴瑟张而不平，竽笙备而不和，有钟磬而无虞，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陶模型明器共出于24座墓葬当中，数量较多，且出土在春秋早期晚段到战国早期早段之间，因此陶模型明器是连续发展的，说明陶模型明器并不是一时偶然产生的，应有其产生发展的文化背景。

总体而言，新郑天利墓地随葬陶器基本是以日用陶器为主，墓主的等级为庶民，他们无权使用铜礼器随葬，在仿铜陶礼器还没被广泛使用的情况下，他们发明创造了器形简陋、细小的陶模型明器随葬，以此僭用贵族阶层才能使用的铜礼器。春秋中晚期以后，仿铜陶礼器已经开始普遍，鼎制遭到严重的破坏，此时的部分墓主，却还是选择使用陶模型明器，而不是仿铜陶礼器，或许是对春秋早中期形成的这种传统之继承，体现了考古学文化的延续性。

天利墓地是近年来在郑韩故城外发现的一处规模较大且保存完好的公族墓地，墓地的综合研究工作，对我们建立郑韩故城两周时期的文化时空框架以及探索当时的社会生活、等级制度、埋葬礼仪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61年，郑韩故城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4月，郑韩故城被列入二十世纪全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2018年4月10日，郑韩故城遗址入选“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