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高温经济账：这几个行业受损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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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郑萃颖 唐源森 刘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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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地球同步轨道遥感卫星和围绕南北两极运行的极轨遥感卫星，行星数据位于苏州的遥感算法和数据科研团队发现，2022年7月苏州市的干旱覆盖面积比去年有大幅增加，更多的湖区面积被旱情吞噬，植被长势受损的范围比去年增大。

截至8月24日，今年苏州气象观测站出现了48个高温日，高温日数超过了2013年（46天）的历史极值。

此外，在高温及强光照条件下，部分工业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挥发性有机物VOCs以及汽车尾气中的NOx，极易催化产生臭氧。行星数据发现，今年7-8月，中国达到臭氧轻度污染的城市包括苏州在内有16个，前几名分别是廊坊、沧州、滨州、南通、衡水、天津。以2022年7月8日的廊坊市为例，其境内的高气温、强光照与高浓度臭氧区域的空间分布基本吻合。

高温带来的影响远不止如此。

受高温天气用电需求激增，水电发电减少等影响，长江中下游的四川、湖北、重庆、江苏等地陆续发布限电通知，国光股份、四川美丰、富通信息、中钨高新等多家上市公司发布停产减产公告。

因高温持续，长江流域遭遇1961年以来最严重气象干旱，鄱阳湖提前进入枯水期。水利部8月21日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四川、重庆、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9个省（市）耕地受旱面积已经达到3299万亩，246万人、35万头大牲畜因旱供水受到影响。

同样经历高温天气的欧洲，据新华社报道，意大利遭遇70多年来最严重的干旱，部分农民损失甚至高达80%。匈牙利农业部长表示，该国今年的农作物损失将是过去十年因干旱导致损失总和的两倍。

“极端高温是气象灾害，可引发诸多复合型灾害。”国家气候中心气候服务首席专家周兵对界面新闻表示，“目前，高温天气已对农业、能源供应、交通运输、生产生活、人体健康、生态环境等造成重大影响。”

截至8月25日，我国南部的广东、广西、海南将迎来今年第9号台风“马鞍”的影响，出现大雨或暴雨。重庆、四川等地也有望在月底迎来降雨。成都已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年暑期综合强度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即将收官，同时全国将迎接台风可能带来的新的气象灾害。

与此同时，极端天气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其长尾效应引人深思。

气候为何频频“变脸”，我们面临怎样的经济成本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发现，今年6月25日，全国东部高温在北方地区达到了鼎盛，开始转移到南方，并长期盘踞长江流域，8月中旬以后重庆、四川等地高温强度急剧增强。直到8月14日，我国的高温持续天数打破了2013年持续62天的记录。

6月13日至8月24日，全国平均高温日数13.2天，较常年偏多6.1天。全国共有1053个国家气象站日最高气温达到极端高温事件标准，占全国总站数的43.5%。重庆、四川、河北等24个省（市、区）365个国家气象站日最高气温持平或突破历史极值。

“此次高温事件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极端性显著、复合型灾情重，为1961年我国有完整气象纪录以来最为严重的高温热浪，堪称世纪性高温事件。”国家气候中心气候服务首席专家周兵说。

而造成如此高温的直接原因，是大气环流中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强大。它与伊朗高压、大西洋高压连在了一起，统领了整个北半球的中纬度地带。高气压下沉气流带来晴朗天气。

“大气本身是快速变化的，今年却长时间地出现这样异常的结构，这与大气外的其他因素强迫相关。”周兵解释到，“所以我们分析，中东太平洋的拉尼娜事件（海水表面温度大范围持续异常变冷），会对副热带高压产生明显的影响。”

此外，气象学者们推测，是否有更大的机制在背后推波助澜？“那就是全球变暖。”周兵说。

2017年，周兵搭乘考察船靠近格陵兰岛附近海域，看到远处海面竖立着一座座白色的墙。它们实际是从格陵兰冰川上分离出来的冰块。不久后，这些冰块将融化在海里，改变海水的盐度，并对海流、鱼群产生影响。今年的最新报道称，由于高温天气，格林兰岛冰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化，在7月15日至17日每天流失冰量约60亿吨。

“由于变暖程度加剧，使得极端高温、极端强降水等事件出现频率加快、周期缩短，原本50年一遇的变为20年甚至10年一遇。”周兵指出，全球气温每上升1℃，导致极端降水强度增加7%。过去50年一遇的高温事件，在未来极有可能变为十年一遇，使得高温热浪变得更为频发，成为一种新常态。

极端天气带来的经济损失，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账本。

美国，北美大陆两侧都有季风影响，气象灾害多发，高温热浪、暴雨洪涝、龙卷风、季风等。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国家环境信息中心的报告，2021年前9个月，美国经历了18起造成损失超过10亿美元的气象和气候灾害。自1980年以来，扣除通货膨胀因素，洪灾给美国造成的损失超过1万亿美元。

国家气候中心气象灾害资料库统计，1991年至2020年，我国平均每年气象灾害直接经济损失为2587.3亿元，总体呈现增加趋势，平均每年直接经济损失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6%。2003-2020年气象灾害损失统计显示，暴雨洪涝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占比最大，为44.8%；其次为干旱，占比达19.4%；台风占比为17.8%；大风、冰雹、雷电等强对流天气灾害为9.8%；低温冷害造成的损失最小，比例8.1%。因暴雨洪涝死亡人数最多，占总死亡人数的63.4%；其次为强对流天气灾害，占总死亡人数的24.7%；台风和低温冷害比例分别为10.0%和1.8%。

已发生的极端天气造成的经济损失正在被越来越全面地统计，而未来极端天气带来的损失预测，还存在不确定性。主要原因是气候变化导致经济损失的因果链较长。

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撰写了《2021碳中和目标与气候风险—气候变化经济损失评估》报告。报告的第一作者滕飞是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同时也是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第五次及第六次评估报告主笔作者。

“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损失评估，目前主要是基于模型的模拟。而模型本身建立在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之上。”滕飞告诉界面新闻，比如对未来全球经济的发展，技术的发展，其中的不确定性都会影响经济损失的预测。

“目前从中国的情况看，如果我们不去应对气候变化，到本世纪末，气候变化对我们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占到我们GDP的7.5%。”滕飞说。而这7.5%是一个平均值，实际上，气候变化也有可能给我国造成占GDP比重更大的损失。

“比如有10%的可能会造成GDP损失18%，有5%的可能GDP的损失接近30%。”滕飞比喻到，“我们的地球就像一架飞机，当经济损失超过30%，飞机可能解体。当机长告诉你，我们的飞机有5%的可能要坠毁，我想你一定不可能会去坐这架飞机。但实际上我们的地球就是一架有5%坠毁可能的飞机。”

关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国际专业服务机构德勤，基于其开发的“区域可计量全面均衡气候一体化评估模型”（D.CLIMATE模型）来测算气候对中国经济的风险。

评估显示，如果人们不作为（模拟全球气温上升3摄氏度的情景下），到2070年，气候变化可对中国造成约人民币180万亿元的经济损失，其中受冲击最大的是服务、制造、建筑、零售和旅游业以及运输业，共占中国经济产出的90%；如果积极作为（模拟在全球气温控制在1.5摄氏度的情景下），到2070年，采取气候行动将为中国经济带来约116万亿元的收益。

“总体而言，现在全球行动远远滞后于《巴黎协定》设定的排放目标（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以内），全球各许多国家都感受到极端天气的直接冲击，尤其相对低洼、沿海等等更脆弱的国家遭受到粮食减产、耕地流失甚至淹没的风险。”德勤中国可持续发展与气候变化主管合伙人谢安说，“但气候变化行动、国际合作需要大幅度加强，未来10年可以说是应对气候变化最关键的窗口期。”

企业是时候将气候变化的损益考虑在内，并思考如何应对

2021年3月，近400米长的重型集装箱船“长赐号”在苏伊士运河搁浅，引起全球供应链的大堵车，对于全球的经济系统造成了一系列连锁反应。“虽然主要原因是强风，但背后也有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因为船只在搁浅期间，中东地区经历了一次极端高温，使地面干燥，容易形成沙尘暴和强风。”滕飞说，“这种气候变化造成的系统性的风险在未来会越来越多。”

全球指数和分析工具提供商MSCI在2020年推出了MSCI气候风险估值模型（简称Climate VaR），可以模拟在1.5度、2度、3度等不同的升温情境下，评估全球公司及其相关股票和公司债券的转型风险和物理风险。

“短时间迅速发生的极端天气事件比如洪水或热带气旋，它们造成的经济损失，行业属性并不明显，更多和企业资产的地理位置相关，比如工厂是否建在了台风带或者洪涝区。而类似极端高温和暴雨这样的慢性事件，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受到的影响和成本函数差异会更明显。”MSCI的ESG与气候研究部亚太区主管王晓书告诉界面新闻。

根据MSCI最近发布的关于热浪的分析，如果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持续升高，位于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五个国家的公司，到2051年面对高温的风险暴露将上升50%，到2081年则翻倍将上升110%。高温热浪会影响基础设施的运行、减低生产力或者增加制冷成本等。

“如果我们对MSCI中国指数的成分股构建一个假设的投资组合，对应的Climate VaR数据则展示了对这些中国企业造成最大损失的前三个极端天气事件，依次是极端高温、河流洪涝和沿岸洪水。遭受损失较大的行业包括商业服务、技术制造和重工业制造业。 ”王晓书指出。

德勤在2022年调研了21个国家和地区逾2000名首席高管，其中，79%的中国首席高管认为全球气候行动迫在眉睫，而八个月前这一比例仅为61%。面对气候危机，企业高管们的态度各不相同。有93%的高管认同若立即采取行动，人们便能缓解气候变化的最坏影响。此外也有23%的受访高管认为要修复已经造成的破坏为时已晚。在调研过程中，98%的中国受访高管表示其企业已受到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

“在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多个利益相关方在向企业施压力，包括监管机构和政府，董事会成员和管理层，股东及投资者，以及同业竞争机构、客户、社会公众等。”德勤中国可持续发展与气候变化主管合伙人谢安说。

以监管机构为例，香港交易所在2021年11月发布《按照TCFD建议汇报气候信息披露指引》，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2022年3月出台《气候相关披露规定》，都加强了对企业气候信息的披露要求，同时监管也鼓励金融机构开展气候压力测试。

谢安表示，企业可以参考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工作小组（简称TCFD）的框架，从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两个角度去综合考量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

以德勤自身为例，《德勤TCFD 报告》中考虑了气候对员工、客户的冲击和相关损失，例如：财产损失费用：如果飓风造成自有设施的全部更新，可能导致保险限额降低，并在随后产生超过1000万美元的续保费用。生产中断造成的收入损失：德勤预计，单个极端天气事件对德勤员工造成的生产力损失，可能会导致德勤在大城市地区的收入减少150万至300万美元，这个范围是基于500名的从业人员不能工作一周的假设。客户需求减少造成的收入损失：经测算，如果客户因为物理风险对德勤业务的需求减少0.5~2%，每年德勤的收入将减少2.5至10亿美元。

“企业应该识别、分析气候相关的风险和机遇对业务、战略和财务规划的实际和潜在影响，并据此设定应对策略。”谢安表示。同时，对于企业来说，可以考虑建立极端天气应急管理机制，以及恰当采用保险机制来预防和避险。

“比如采用技术分散数据风险，许多企业已经开展了IT和数据异地备份，提高公司核心信息对气候的容灾能力；善用保险机制和保险公司来分散风险、弥补经济损失。”谢安指出，国内外保险业开发了许多创新型绿色保险产品和服务，可以分散、甚至一定程度上预防和减轻气候风险，例如巨灾险和天气指数保险与农作物保险。

国家气候中心周兵也建议，可以通过重大气象灾害保险制度来减缓或减小企业在遭遇极端天气事件带来直接或间接损失。

“全国均有汽车受淹理赔业务，山东等地开展农业气象保险。同时，城市建设、基础工程建设和高新区建设需要做好气候可行性论证，把气候风险降低到萌芽状态。”周兵说。

滕飞把气候变化的过程比喻为温水煮青蛙。“气候变化的风险也有很多是所谓的缓发事件。它并不是像极端高温一样吸引眼球，但它每天每时每刻都在缓慢地发生。比如像海平面上升，比如平均气温的变化。现在温度逐渐在升高，我们还能忍受，但终有一天水会沸腾。”滕飞说，“因此对于危机的认识非常重要。”

2021年，在国际著名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IPCC第二工作组的文章。“他们研究发现，相对于1850年前出生的人，我们这一代所经历的热浪已经比工业化前多了约五倍。而2020年出生的婴儿，他们终其一生所要经历的热浪要比我们增加七倍多，也就是比工业化前要增加36倍。除了热浪之外，2020年之后出生的婴儿要经历六倍以上的干旱的次数。台风、粮食减产，以及其他气候变化所造成的极端事件，他们所经历的频率也会成倍地增加。”滕飞说，“这些都是提醒我们，现在就该采取行动。不仅仅是为了我们当代，也是为了我们后代。为了给他们留下一个可以继续生存，可以继续居住的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