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都疫情达灾难程度「日本疫情防控」

今天带来东京都疫情达灾难程度「日本疫情防控」，关于东京都疫情达灾难程度「日本疫情防控」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引言】城市因人的集聚和分工带来活力和效率，人的聚集又使得城市运行变得复杂和有机，当发生局部突发事件或外部冲击时，将面临更大的安全挑战。针对上海本轮疫情带来的挑战，编审中心开展相关案例研究，形成了整体层面的经验借鉴，以及针对疫情薄弱环节包括集中隔离、医疗救治设施、生活物资保障、社区治理以及企业生产等方面的借鉴。

01 工作背景

本次新冠疫情病毒传播速度快、涉及范围广、影响历时长，城市应急体系面临严峻考验。按照“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和“动态清零”的总体要求，上海提出要进一步打造体现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的应急体系，把全周期管理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大力提升城市的空间韧性、设施韧性和管理韧性。

为落实工作要求，在规划资源相关工作中体现空间韧性导向，亟需开展案例研究借鉴优秀经验。鉴于各国家、城市的新冠肺炎防疫政策存在较大差异，尚未有完整的参考案例，因此本次研究以问题为导向，聚焦本轮疫情的突出问题，选取能级接近、防灾经验丰富的城市为研究对象，在其各类灾害的防控经验中选取适宜对策，从适应新冠疫情特征的角度提出转化借鉴方向。

东京自然灾害发生频率较高、灾害种类多元、全民防灾意识强、应急管理体系成熟，同时作为日本的超大城市，在城市能级、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等方面与上海可比性强，因此本次研究以东京为研究对象，提炼其在地震、海啸以及疫情等减灾防灾中的部分对策，供上海疫情防控参考借鉴。

02 日本综合防灾概述

日本位于亚欧板块与太平洋板块交界地带，地理和地质环境特殊，容易遭受地震、海啸、台风与暴雨等自然灾害侵袭，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重大灾害及事故，每次重大灾害的发生都令日本深刻反思，并不断完善其防灾体系。根据各阶段防灾理念与措施的变化，日本将其防灾历程分为四个阶段：

防灾1.0阶段，构建日本防灾基本体系。1959年伊势湾台风发生后，日本针对防灾体系不健全的问题，制定了《灾害对策基本法》、设置中央防灾会议机构并编制《防灾基本计划》，形成了应对巨灾的、权责清晰的防灾减灾及应急管理体系。

防灾2.0阶段，新增灾害应急机能。1995年阪神地震后，日本针对中央政府的危机管理机制不健全、灾害初期信息掌握及联络体制不完善等问题，设置突发事件应急小组，构建政府初期行动体制，并在法律与计划层面补充强震破坏与应对方面内容。

防灾3.0阶段，导入减灾对策与国土强韧化理念。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本针对预防巨型灾害、应对混合灾害准备不足等问题，首次将“减灾”作为防灾的基本理念，提出构筑强大而有韧性的国土和经济社会总目标，从城市、产业等多个维度来考虑减灾。

防灾4.0阶段，引导建立自觉防灾社会。2015年《巴黎协定》正式通过，日本以预防因全球气候变化而导致灾害严重化为目标，持续强化减灾对策与国土强韧化，并强调多社会主体共同参与，并提出建成“市民自觉进行防灾准备的社会”。

以下在全面梳理东京防灾工作的基础上，形成整体灾害层面与疫情薄弱环节对上海的借鉴。

03 面上构建完善高效的综合防灾体系

近年来，上海着力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有效提高了灾害事故防范能力、健全了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增强了多元应急救援力量、强化了公众安全意识。根据《上海市应急管理“十四五”规划》、《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提高我市自然灾害防治能力的意见》，上海综合防灾在应急管理统筹、灾害风险防控、综合减灾能力、基层建设力度等方面仍存在一些短板。东京综合防灾体系相对高效与完善，它对上海具有如下借鉴意义：

1、搭建分工明确、多方协同作战的灾害管理机制

基于中央-都道府县-区市町村三级行政组织，日本构建三级灾害管理机制，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各级政府各司其职、纵向贯通，中央政府统管全国防灾工作；东京都一级地方政府发挥承上启下作用，向上可提出实施紧急措施或支援的请求，向下可发出紧急措施的指示；区市町村二级地方政府是最直接的防灾责任主体，负有保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直接责任。中央与地方均设立防灾会议，作为防灾综合指挥部门。二是各职能部门精准定位、横向协作，东京要求各职能部门共同解决防灾整体问题，它将每一项防灾措施都安排至具体落实的部门，并强调各部门的协同联动。例如作为避难所的学校，平时的运营管理、防灾机能提升、防灾经验整理等均由教育部门为主承担；灾害发生时，迅速转为避难所，由地方防灾会议为主管理，福祉保健部门承担具体工作。

图1 日本的三级灾害管理体制（图片来源：笔者改绘）

2、强化全过程、多场景分级响应的动态防灾理念

东京以构筑强大而有韧性的国土和经济社会为目标，一是强调事前事中事后的三位一体，灾前开展预防性物质空间规划与应急救援机制建设，灾害发生时迅速开展应急救援，灾后启动重建计划并建立相应的制度保障。二是形成不同灾害类型与等级下的空间预案，针对全局性重大灾害，东京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多场景模拟，预判不同场景下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情况，研究相应的空间预案，将有限的救援和建设力量用在恰当的地方。以避难所为例，当灾害影响不大时，东京会优先启用空间适配性高且社会影响小的设施，如被称为“第一避难所”的学校；当灾害影响较大时，以保障防灾安全为首要原则按需启用相应设施，如疫情期间，东京就启用了日本财团的Para Arena这一非公有的体育馆设置方舱医院。

3、构建多层次、逐层细化落实的防灾规划体系

为全面提升城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东京综合防灾的思路贯穿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规划。

一是宏观层面。聚焦风险脆弱地区识别与分级，东京针对主灾即地震风险，以街区为单位，对地震发生时建筑、路网等情况的指标进行评级、落图，并叠加形成从低到高的五级“综合危险度评价图”，以指导城市空间整备更新、重大设施选址等。依托防灾廊道形成防灾分区，为避免火灾蔓延，东京结合城市水系和主要道路，设置防火隔离带系统，包括城市防灾轴线、主要防火带与一般防火带三级，形成覆盖东京的三个层次的防灾分区。

图2 东京综合危险度评价图（图片来源：东京都市整备局官网）

二是中观层面。强化社区生活圈作为防灾前沿阵地的作用，东京社区生活圈的特点在于把防灾体系建设常态化，包括：构建良好的防灾基底，开展合理的社区空间规划与防灾设施配置，各圈均需设置防救灾难通道及避难场所、防灾公园、医疗救助、应急指挥等设施，并明确其建设引导。推动社区防灾自治，结合町内会设立社区防灾会，进行防灾管理协调工作，调动社区多方力量，实现灾害风险管理的重心下沉、关口前移和社会广泛参与。

三是微观层面。注重平灾结合设计，东京的防灾设施与空间强调平时效率性和灾时应变力相结合，包括可灵活转换的空间设计，如室内体育馆需考虑避难时的自然通风与采光设计，公园内设计足够的广场与草坪用于灾时帐篷搭建等。精细化的设计预留，如普通教室会按需预留水栓与给排水等设备空间，公园内预留上下水接口，供灾时搭建临时厕所和淋浴间。增强多灾种弹性适应的设计，随着气候灾害与公共卫生事件的增多，东京也意识到防灾设施与空间仅能应对单一震灾的局限性，并开始从设计层面强化多灾种的弹性适应，如防灾公园从仅应对地震到合并应对地震、台风、水灾，并对功能布局、空间设计的标准等进行优化。

4、形成自救、共救与公救相结合的多元防灾力量构成

在政府公救的基础上，东京还高度重视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一是强化市民的应灾能力，东京市民通过社区、学校等途径学习灾害知识、参与灾害演练，多具备较强的危机意识与应灾能力。包括知晓距离自己最近的避难场所、掌握应急护理知识、家中准备好食物和水以应对灾时被困等。二是强调志愿者等社会团体的协作，根据救援活动的专业性、服务区域的差异，东京的志愿者团体可参与多类型多层次的防灾活动。既可协助广域层面高专业度的灾害医疗救援队，从事医疗安全活动；也可参与社区层面一般组织如町内会，引导社区居民避难与物资运输。三是充分发挥企业等市场力量的作用，东京政府与很多企业都签订了防灾合作协议，包括企业承诺在灾时，其建筑可临时被征用为避难场所，自动贩卖机里有偿销售的饮料将免费供应等；在开发3000平方米以上的地产项目时，必须设置临时避难场所与防灾储备仓库；企业需主动增强灾害应对能力，迅速恢复关键业务，保证整体业务的持续运营。

04 点上强化关键环节的灾害应对能力

上海本次疫情爆发后的最突出问题，是高感染率下缺乏对应高级别的响应预案，常态化的城市运营模式与疫情下采取特定管控政策需求之间存在适配差距，体现在：

一是存量条件下，土地资源稀缺与应急设施需求突增之间的矛盾，包括集中隔离与医疗救治设施不足；

二是在封闭管控、静默状态下，城市正常生产生活遭遇挑战，包括生活物资保障、社区治理以及企业生产等问题。以下聚焦东京在应急避难场所、灾时医疗、灾时物资、社区防灾自治与企业灾时持续经营管理方面的经验作重点介绍：

05 应急避难场所

东京鼓励轻症患者居家隔离，疫情发生以来，仅阶段性设置了少量隔离酒店与方舱医院，但在应对自然灾害的避难场所规划方面，则考虑得非常完善且人性化。针对上海疫情早期出现的弱势群体隔离场所缺乏、快递人员与短期来沪人员临时居住空间不足、征用中小学校引发社会舆论等问题，可借鉴东京应急避难场所在弱势群体避难、应急居住、设定优先启用的避难设施等方面的经验。

一是补充针对弱势群体的避难场所及规划引导。

东京充分考虑高龄老人、残疾人、孕妇以及其他避难弱者的特殊需求，建立福祉型避难所。该类场所在规划时强调供需导向，各区市町村在摸清弱势群体类型与规模的基础上，匹配相应规模，并动态更新；在设计时适应避难者的特殊需求，包括考虑需家人照料、放置轮椅与拐杖等需求提高人均有效避难面积，配建无障碍厕所、无障碍楼梯，将老人安排在靠近出入口和厕所等使用频率较高的区域等；在使用时根据避难者身体状况启用不同类型，轻症患者选择与一般避难所综合设置的福祉避难室即可，中度患者需到设施条件更完备的独立福祉型避难所，重度患者则需送至专业医疗机构救治。

建议上海可针对救治人群精准分流，细化方舱类型，重点研究提供特定服务的方舱如母婴方舱、需家人照护的高龄方舱等，并建立配套的标准与设计引导。

图3东京某方舱的紧急床位与家庭用的双床房间（图片来源：https://keguanjp.com）

图4 考虑福祉避难需求的避难所空间设计（图片来源：李文静等.《日本福祉型避难场所建设对我国老龄化背景下避难场所规划建设的启示》）

二是筹措多类型集中隔离或居住空间。

东京的应急居住体系以避难所为主体，多利用学校、公民馆（即市民活动中心）等公共建筑转换，是最主要的居住收容场所，为确保15分钟步行可达，其覆盖密度可达1.2处/km²；以企业仓库、宾馆酒店等为辅助，在避难所供给不足时，政府鼓励企业利用自有会场、仓库等提供临时住所，供员工和外部困难人员在灾害发生72小时内暂时停留，与宾馆酒店等提前缔结协议，确保灾时提供客房供民众避难；以灾后长期居住场所为补充，依据灾后暂住支援制度，东京提供可居住2年以内的长期居住场所，这类住宅一般为公营住宅（即公租房）、或采用模块化或装配式建筑新建的应急住房。

建议上海可针对疫情期间的阳性隔离转运点，由街镇对适宜转换的空间做好摸底和遴选，形成选址预案清单；针对密接集中隔离点，可对辖区内酒店、旅馆等场所动态排摸，提前做好紧急征用协定和相关硬件设施准备；针对保供人员、复工复产与社会救助人员等应急居住，可鼓励企业自主提供相应空间和物资储备。

三是提前做好设施的平疫转换方案与公示。

将中小学校作为灾时优先启动的“第一避难所”，在建设时即考虑防灾要求，包括：确保校舍安全牢固，地震是东京最大灾害之一，中小学需按最高抗震设防标准建设；利于平灾转换的中小学校空间设计，新建学校提倡选择较方正的地块进行标准化设计，强调较低的建筑密度确保足够的室外空间，并对室内室外空间进行冗余设计，以备灾时利用；及时公开避难所信息并更新灾时动态，多通过公示、社区宣传以及手机推送等方式告知民众。

上海可借鉴其经验，明确各类设施防疫转化的优先级，并结合防疫工作的公共卫生要求，在优先顺序上因地制宜：优先启动对社区影响程度小的设施，如体育馆、展览馆等具有较大开间与一定结构强度的公共建筑；其次可考虑城市广场、公园等大型开敞空间；若确需将中小学校作为高等级应急响应下的转换设施，需将预案提前公开发布。

图5 东京门前西小学总平面图，形状尽量方正，并预留足够的室外空间（图片来源：陈静香.《日本中小学校建筑抗震防灾经验研究》）

06 灾时医疗救援

东京的医疗卫生系统在面对疫情时也曾出现病床数不足、挤压日常就医需求等问题，随后东京不断优化调整，包括制定医疗救援分级预案、分类启用防灾医院等，一定程度提升了医疗应对能力，相关措施可为上海应对疫情期间的医疗资源紧张问题提供参考思路。

一是根据疫情严重程度，形成医疗应对的分级预案。

东京通过医疗资源负荷 、感染状况 两个维度10项指标，将疫情分为四级，并明确各级的应对预案。

一级预案是指无新增感染者或有新增，但现有医疗资源可轻松应对，此时可继续正常生产生活；

二级预案是指感染者持续增加，预计三周后病床使用率超过20%，此时需提升基层保健所的哨点作用，逐步增加医院的病床数；

三级预案是指感染者的增加对日常医疗需求产生较大冲击，预计三周后病床使用率超过50%，此时东京将发布紧急事态宣言，限制餐厅堂食与其他集聚活动，进一步增加医院的病床数；四级预案是指即使日常医疗活动被完全影响也无法应对疫情，需住院患者的规模超过已有病床数，此时需建立灾害医疗应对机制，跨区域协调病床数；

四级预案是东京应对疫情不断调整和优化的结果，目前来看，可较好地利用已有医疗资源，满足疫情救治与日常医疗需求。

对此，上海可进一步借鉴其分级响应思路，在疫情前摸清家底，掌握现状医疗设施最大救治能力，按照疫情感染程度的需求规模明确对应的供应规模，建立分级空间预案；疫情发生时，实时监测医疗设施负荷与感染状况，启动相应级别的医疗预案。

二是强化既有医疗设施的灾害应对能力。

东京设立了防灾医院，在平时开展常规医疗与灾害救治研究，灾时则迅速反应，参与最前线的灾时救援。防灾医院从已有医疗设施中选取，多为具有一定床位规模与能级的、在空间与场地上有扩增弹性的急诊机构。疫情期间，东京以基层医疗设施和防灾医院为主力、方舱医院为补充。基层医疗包括保健所和小型医院，承担新冠检测、首诊、转诊、轻症护理以及常规医疗等功能。防灾医院包括三类，防灾定点医院主要收治重症阳性感染者，以及二、一级急救机构转诊的其他患者；防灾定点合作医院主要收治中症、病情稳定的重症阳性感染者，以及一级急救机构转诊的其他患者；防灾医疗支援医院主要维持常规的医疗服务。方舱医院的需求较少，一般结合体育馆设置。防灾医院的提前规划，可迅速且高效地满足疫情救治需求。

上海可参考建立分别针对重症、中症与普通型的定点医院体系，并为临时扩建做好场地和设施条件预留。

图6 东京疫情期间的应急医疗救治流程（图片来源：笔者自绘）

07 灾时物流与物资

对于具有较强防灾意识与物资储备经验的东京政府与市民，新冠疫情爆发初期，也出现过阶段性物资匮乏，但总体来看，东京灾时物流与物资体系还是较为系统的。针对上海在封闭管控下，物资保障供应畅通的挑战，上海可从以下几方面借鉴：

一是提前制订差异化的分阶段物资供应预案。

东京在灾害发生前侧重储备仓库建设、物资储备和运输体系建设，灾害发生后72小时内关注应急物资的调配发放，灾害发生72小时后注重恢复市场流通。

对此，上海可针对疫情预防阶段、应急阶段、恢复阶段，分别明确物资应对侧重点。

二是建立多层次的物资储备体系。

东京构建了以政府储备为主体、企业和家庭储备为补充的储备体系，政府重点储备生产周期长、耐储存、种类特殊的物资，对于储存时间短、易腐烂的物资，采用登记、定购、代储等方式适时征用；企业与政府提前签订物资支援协议，负责灾前储备、灾时筹措与运输；家庭则鼓励存储3-7天的食品和生活必需品。

建议上海未来政府储备可主要关注耐储、特殊种类的物资，易腐、常见的物资更多依托企业、家庭层面的灵活储备，同时关注不同人群的个性化需求。

表1 东京新冠等应对行动计划中的物资应对策略

三是依托便利店、前置仓等社区商业承担终端物资供给职能。

为确保物资调配的高效快捷，东京会根据物资调配预案进行演练，提前与各商业组织、企业、零售商等签订物资采购协议并展开物资采购实战训练，确保援助物资的种类和数量、接收时间和地点清晰。利用便利店实现物资终端供给，将便利店列入具有灾后救援职能的“指定公共机关”，在地震等灾害初期提供应急食品、日用品，以及厕所照明等应急服务。

上海可充分利用便利店、前置仓等临近社区、韧性强、恢复营业快的特征，依托社区商业库存做好社区层面的物资储备，确保疫时提供应急的基本物资供应。

四是关注全方位物资运输体系的建设。

为确保物资中转的可靠顺畅，东京会预先选址运输基地并强调储备空间的平灾转换，都立“广域运输基地”多选址在储备仓库、货运集散中心、码头与机场等，负责接收并暂存政府各类援助物资；区市町村的“地域内运输站”多结合体育场馆、学校、公园与停车场等设置，是接收、分配、向避难所运输物资的中转站。注重运输车辆和燃料保障，物资运输车辆由都财政局负责整体统筹，并与石油商业组合提前协定灾时燃料供应保障。划分物资调运优先级，确保优先物资快速通行，次优先物资根据运力动态调整运输方案，无效物资源头管控避免占用资源。

针对物资供应，上海可借鉴其经验，提前选定和准备物资中转场地，对应急车辆和燃料建立统筹调度机制，根据不同类型物资的优先级分别制定的物资运输策略。

图7：东京临海广域防灾公园-各类空间的平灾转换（图片来源：网络）

08 社区防灾自治

注重社区防灾自治是东京防灾的重要特征，通过有效动员社会力量、分散政府应急管理风险，实现自救与共救结合。具体可借鉴经验如下：

一是形成稳定的社区防灾组织架构。

东京依托町内会这一社区自治组织，成立社区防灾会，组织防灾减灾工作，协调社会团体、企业与居民等主体。为便于工作开展，町内会将10-20户居民分为一组，由居民轮流担任组长，负责防灾信息的传达与意见的收集。

上海也可以依托居（村）委建立长期运营的社区防灾自治组织，统筹协调楼组长、团长与志愿团队等资源，不断壮大多元主体的力量，推动社区治理与防灾体系由政府主导型向政府 居民自治转型。

二是职业 志愿的社区防灾团队构成。

东京的社区防灾力量包括消防站、保健所等职业力量与各类志愿者团队。志愿者团队具有如下特征：人员构成的多样化，包括不受资格与专业技能限制的普通志愿者、能为志愿中心日常运作提供技术支持的活动策划志愿者、具有医护与建筑等技能的专业志愿者、妇女团等组织机构志愿者。志愿活动的平灾常态化，包括预防阶段的防灾演习、日常管理社区防灾物资，应急阶段的生存救援、运营紧急避难所等，重建阶段的参与社区重建、帮助弱势群体的日常生活等。

上海疫情期间，志愿者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借鉴东京经验，后续可组织志愿者形成“第二梯队”，成为社区治理生力军，持续融入社区与楼组，实现平疫迅速转化。

三是推进社区防灾智能化。

东京采用多项措施为社区灾害监测预警预控提供有力支撑，包括构建防灾信息综合平台，居民通过互联网可随时了解区域潜在的灾害信息、快速找到避难空间和安全通道、掌握灾情发生时道路与桥梁损坏的情况。完善社区灾害监测与灾害预警系统，进行灾害风险评估排查，形成社区灾害风险地图；进行灾害情况监测，准确发布预警信息，受灾时迅速作出应急反应，指导受灾者疏散逃生。

上海也可以借力智慧技术，助力街道、居（村）委提高防灾效率，并及时将灾害信息传达给居民，消除公众的恐慌情绪。

图8：日本社区的防灾活动（图片来源：网络）

09 企业灾时持续运营

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破坏了日本大量工厂、道路与电站电厂，导致供应链断裂、交通中断、电力供应不足，许多厂商被迫中止生产。此后，日本企业开始普遍建立BCP即业务持续性计划，通过事前做好系统准备，确保灾时和灾后业务能保持运营或尽快恢复。针对上海在封闭管控下，工业生产因原材料短缺、物流通道受阻、人员返岗受限等原因无法持续运营的问题，上海可借鉴如下：

一是关注供应端原材料的稳定供给。

强调企业储备与供应商储备相结合，如千住金属工业公司常态化地储备至少一个月生产活动所需的铜、锡、柴油等原料；丰田汽车则是分散供应链，确保各类物料至少有两个以上的供应商，并要求关键零部件的安全库存由1个月增至4个月。增加备用运输路线，丰田汽车的零部件和成品车一般经由名古屋港输送，东日本大地震后，丰田新增了东京和大阪的港口作为备用，完善了相应的运输路线，并将仓库选址于远离海岸线的、更安全的区域。

针对原材料供给保障，上海的企业可借鉴其经验，通过适当增加原材料储备、供应链的分散化以及运输路线的多样化来提高灾时韧性，避免因全面或局部封控导致原材料供应问题。

二是保障生产端生产能力的恢复。

确保重要岗位的人员返岗，BCP计划中，制定灾时启用的“领导顺序预案”，以避免企业负责人因故无法履行危机管理职责；形成员工复工方案，包括行政人员支援一线生产、寻找受灾区域外的替代人员等；复工期间工作人员的居住多通过职工宿舍或企业仓库等空间搭建的临时居所解决。做好应急基础保障。东京斯巴鲁汽车制造园区建有自备发电即热电联产系统，能有效应对因电力供应不足造成的停工；斯巴鲁汽车位于大泉的工厂区则利用网球场地下空间设置3800㎡的雨水储存罐调蓄雨水，避免因雨水漫灌导致开工困难。

建议上海借鉴其在生产端能力恢复的经验，从保障企业疫情期间员工住宿和隔离需求的角度，研究产业园区及周边地区特定的宿舍、租赁住房配置等。

三是加大政府政策的支持。

各企业的BCP计划由产业分管部门进行认定，经认定的企业将享受税收与金融优惠、商誉 上的奖励。包括在相同条件下，企业可优先获得各项政府补贴；可向日本政策金融公库申请7-20年的长期贷款，且享受更低的融资利率；享受防灾减灾事项支出的税收减免；可在商品或广告宣传时使用BCP认定标志，提升企业信用评级等。

在政策支持方面，上海可借鉴相关经验，针对有效进行防灾减灾的企业，出台减税降费、财政补贴、土地支持等政策，并考虑从商誉的角度给予一定政策支持，帮助企业克服困难、恢复发展。

图9：日本企业定期举办防灾训练，导入防灾设备（图片来源：网络）

10 规划研究建议

基于以上相关经验借鉴，建议聚焦规划工作，从以下几方面开展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是建立贯穿不同规划层次的全过程防灾体系，总规层面考虑疫情等灾害影响下，研究兼顾经济效益和安全生活的城市空间模式与用地布局，包括适宜的城市居住布局模式、弹性适应的城市仓储和服务设施的空间规模与布局等；详规层面关注疫情应急条件下的社区生活圈弹性适应，包括防疫设施类型与规模标准体系的建构，针对已有社区进行疫情传播风险度分级，并提出差异化的完善策略等；设计层面关注设施与公共空间的平疫结合，包括挖掘可承载的预防灾害、应急避难、改善公共健康等弹性功能，并形成平疫转换在功能适配、空间尺度、环境设计等方面的设计标准与引导。

二是做好分级响应下多场景应对的平疫转换空间预案。按照不同应急响应级别下防疫设施类型和规模需求，对现状适宜转换的空间做好摸底和遴选，形成不同级别下的选址与启用预案。

三是强化信息技术对城市防灾与应急管理的赋能。利用信息化手段，增加对灾害风险综合评估、灾害情景模拟与预判等；依托数字化平台建设，监测城市运行态势，进行灾害预警和应急管理与信息公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