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最早的公关「汉代就开始出现的谣言 中国最早的危机公关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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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人类最古老的媒介之一。 谣言的传播可能会引发一系列负面影响，造成社会恐慌，甚至还会威胁到皇权统治。所以为了维护其统治权威和社会秩序，汉代统治者非常重视谣言传播，并且开始着手治理谣言传播，历史上最早的政府危机公关开始了！

东汉疆域图

不过，在朝廷看来，并不是什么谣言都能让国家机器出动治理的。古代的谣言大致分为五类，流言与讹言，谶言与谶谣，政治神话与民间传说，妖言。妖言”在秦汉历史叙述中,与“妄言”有时互通,以“不祥”与“惑众”为特色。所谓“不祥”, 妖言也被政府视为谣言治理的重中之重。

“众人流传之言”,涵盖宽泛,至东汉末依然如此,如《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

“因此流言转入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

这段后汉书中的描写证明了朝廷对于流言是有宽容阈值的，即百姓为官吏编造歌谣，广为传唱，但官府也并没有对其流言传播者加以制裁，反而是让这些歌谣传入太学，传播范围进而扩大，以致于还能被记载入《后汉书》中。

这种流言正是“各地流传颂扬名士的‘谣言”,绝非虚妄不经,富有贬义。正因流言是上述特征,所以官方对此虽然重视,但一般不会进行迫不及待地干预,有时还多借此了解民情,调整自我行为。

流言虽“难以追溯起源”,但谣言惑众而危害较大时,官方是会进行源头追溯与严肃问责的。《墨子迎敌祠》提到守城主官对望气巫、卜的管理时,说

“巫、卜以请报守,守独智巫、卜望气之请而已；其出入为流言,惊骇恐吏民,谨微察之,断,罪不赦”。

作为“出入为流言”源头而“惊骇恐吏民”的相关巫、卜,会被：断,罪不赦。

王莽子王宇“为惊怪”恐吓王莽,被王莽定为“流言惑众”,王宇作为流言之制造者,夫妻均被处死。又如王莽时翟义、刘縯起兵,主政者王莽也是将他们视作惑众流言的始作俑者,严厉追究。

“穿越者" 王莽对谣言处理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比起王莽的个人政治舞台秀来说，汉代朝廷对于谣言的处理方式更加有条理，主要有以下三种处理方式。

（一） 收集歌谣了解民间舆情

古人善歌，“心之忧奕，我歌且谣”，歌谣是民众以歌咏形式表达心声，与同属谣言类言论的其他谣言形式不同，歌谣主要包括民谣，童谣等。由于歌谣在民众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意的诉求，也正是因为如此，收集、倾听与利用歌谣，是统治者对民意的顺应与操控，因而歌谣备受统治者青睐，通过歌谣，统治者既可以观民情、听民声、问疾苦，又可以借之以图他谋。

两汉时期，朝廷收集谣言主要是通过特使循行收集和“举谣言”，并对收集来的歌谣加以利用，以达到主导舆情的目的。

这正巧对应了现代社会中的舆情监测，随着中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舆情监测工作已经成为政府、企业工作内容的一部分。

政府和企业实施舆情监测,首要的意义就是提前发现舆情危机,及时处理危机公关。现代社会中可以使用互联网进行舆情监测，方便快捷，那么遥远的古代是怎么做的呢？朝廷只能依靠于人民百姓和官吏了。

两汉时期，朝廷会不定期派遣“风俗使”进行下乡采集各种民谣。这些特使奉命循行采诗。两汉时期曾有多位皇帝派遣循行天下以采集民风和了解民情。民间歌谣经特使采集之后，上传至上级机构的官员，由专业的乐府机构为民间歌谣配上合适的音乐，便在皇帝和群臣宴会的场合传唱。

这样，皇帝不用亲自到民间考察，就可以知晓各地风土人情，了解民间疾苦，了解政策得失、官员政绩。同时，由于下情通过这种方式而上达，也是防止地方叛乱的有效手段。

“第二种方法便是 ”举谣言”。举谣言思想在西汉末期和王莽时期就已开始。据《汉书·韩延寿传》记载韩延寿治理颍川时，为了改善当地民多怨仇的社会习气，在施行教化时采集乡里长老所言，向他们咨询当地的风俗和歌谣，了解民生疾苦，这才制定下将要推行的婚丧嫁娶之礼。

当然效果也是很好的，百姓逐渐遵守规则，社会得以教化。发展至东汉时期，朝廷建立了一套采集歌谣返回朝廷用作政事参考的体系，称之为“举谣言”。

（二） 引导谣言的舆情传播

由以上手段发现谣言，流言之后，朝廷便要对其做出及时反应了。但由于汉王朝不愿意轻易的，以高压手段站在舆论的对立面，所以他们非常重视对谣言的引导，通过发布真相或转移话题来引导舆论走向。正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那么堵不如疏。

东汉安帝时期，因大洪水将至谣言，引发人心惶惶，百姓扶老携幼，背井离乡，四处逃离恐慌事件，朝廷采取了让地方长吏

“其各敕所部长吏，躬亲晓喻。若欲归本郡，在所为封长檄；不欲，勿强”

以发布真相，解释真相，作为解释谣言的一种办法。

这也正是现代危机公关五项原则之一。

（三） 控制谣言舆情传播

妖言等这些带有政治性的谣言，一般都涉及鬼神，常具有怪诞妖异的色彩，众口相惑，牵连范围较大，容易造成民间恐慌，为社会、政治的稳定带来严重的潜在危患，被视为“精神癌症”或“舆论传染病”。

历代政府对妖言、流言都采取厉禁的措施，以严刑峻法、雷霆之势将其扑灭于萌芽状态，常常成为两汉以及新莽政权应付谣言的首选策略，这也是汉代政府对谣言最严厉的处罚措施，与现代有些许不同。

从西汉立国到东汉一朝，政府对制造妖言、讹言和流言的刑法一直存在着，官府对这些谣言的大力力度是非常严厉的，一旦贴上这些标签，就会定性为大逆不道，遭至杀头甚至诛家灭族。

最后一点这才体现出古代的公关危机的“真面目”，动不动就变成了“头点地”的买卖。

谣言是最古老的大众媒体工具之一，具有舆论功能，谣言可以反映特定历史背景下特定群体的内心情感和秘密，统治阶级可以用此作为理解人民心态的媒介。

汉代就产生的完整的谣言体系给当时的政权有极大挑战，但封建统治阶级的极大优越性使当时的汉朝官吏迅速找到了相应的解决办法，并在集权统治下顺利推行。可以这样推测，早在汉代就产生危机公关和后世的危机公关理论其实是紧密相连，息息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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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参考文献：[1]杨丽.汉代谣言的传播及政府舆情引导[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6):97-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