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已将“共享发展、共同富裕”提升为国家发展理念

新时代，中国将“共享发展、共同富裕”提升为国家发展理念：十九大历史上第一次将全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外化纳入具体奋斗目标，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显着特点之一是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因此，如何有效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成为中国政府和学术界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大量研究考察了各种因素对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包括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国民收入分配因素、行政垄断、税收政策等，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地方政府竞争的影响。

作为垂直政府体系中的重要主体，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无疑会对居民的收入分配产生潜在的重要影响，这一点在中国尤为突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建立了以GDP（生产总值）增长为核心的干部考核提拔体系，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提供了强大动力。为了更好地吸引稀缺资源，尤其是资本（中国劳动力，尤其是人力资本较高的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性差），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采取“重资本轻劳动力”的增长战略（效率)导向的收支竞争行为策略，可能会拉大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显然，深入厘清上述逻辑机制，对于深刻认识和认识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深层次制度根源，从而更好地实现公平分配和共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管辖竞争与居民收入分配

目前，关于区域竞争对地方政府收支行为进而对经济的影响，现有的地方政府竞争理论仍存在争议。

19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M·蒂布特（Charles M. Tiebout）在假设居民具有良好的跨区域流动性的前提下，认为管辖权竞争会鼓励地方政府努力改善公共服务在不增加地区税负的情况下，为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民生提供保障，避免居民的“损失”。虽然他没有直接讨论，但这种“脚投票”机制引发的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更倾向于改善民生，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但也有一类文献指出：如果没有外部约束，由于福利政策的外部性（利益溢出），地方政府在居民方面会倾向于采取“避高避低” ' 教育和社会保障等福利政策（竞相压低），避免净福利领取者涌入带来的经济负担及其对辖区经济的负面影响，因为这无疑会扩大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

此外，大量研究指出，在实体经济中，与居民相比，资本具有更好的跨区域流动性；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减轻企业税负，改善基础设施等经济服务吸引资金，而忽视教育、社会保障等与居民福利息息相关的民生服务，不利于收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香港学者蔡洪斌及其合作者认为，如果各地区禀赋差异很大，而那些禀赋较差的地区意识到自己无法赢得竞争，就可能放弃招商引资。

因此，理论上，辖区竞争对地方政府收支行为进而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尚不明确，取决于相关制度安排所决定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其利益动机和对地方政府的竞争。战略选择的深远影响。

分税制改革与地方政府支出竞争

具体在中国的实践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发展战略，逐步建立了以GDP增长为核心的官方评价和促进体系。这使得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治促进利益构成了地方政府的核心利益，赋予了地方政府追求区域经济增长的强大竞争动力。财政分权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方政府能否实现这一核心。利益的竞争策略选择。

特别是与以往的财政承包制改革不同，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采取了集中财政的做法，明显压缩了地方政府争夺“低税负”收入的空间，促使地方政府转向更加“低税负”的收入竞争“高支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高投资”）的竞争策略。

为了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地方政府的支出竞争行为主要以增长（效率）为导向，呈现出重公共基础设施等经济支出收入分配改革取得的进展，忽视教育、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的显着特征。

此外，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中国居民（尤其是人力资本较高的人群）的跨区域流动性较差（即农民工等人力资本较低的居民，跨区域流动性较强）区域流动性）。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当地的民生服务往往得不到保障。因此，地方政府的福利支出竞争机制薄弱），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用脚投票”机制的作用。 ，这也导致地方政府改善民生公共服务的动力不足，进一步加剧了地方政府“重资本轻民生”的倾向。这不利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加，但有利于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加，可能会拉大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因为公共基础设施等经济支出往往有利于提高企业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的生产效率，从而增加边际产出，促进企业利润增长，有利于等高收入群体的增收。作为公司管理层（他们可以从增加的公司利润中获益更多）。

此外，由于高技能劳动力（高收入者）和低技能劳动力（如农民工和其他低收入者）对资本的互补性更强，因此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更多与资本互补。增加资本投资（无论是公共资本投资还是随之而来的企业资本投资增加）通常会带来更大的收益和更大的工资收入增长。

因此，公共基础设施等经济支出的增加往往更有利于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加，进而会拉大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相比之下，教育、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往往有利于提高居民（尤其是低收入居民）的福利收入分配改革取得的进展，进而有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

地方政府收入行为与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

在地方政府收入行为方面，面对支出扩张，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尽量避免增加自身财政收入规模，以免对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管辖范围的扩大；并更多地依赖上级政府。转移支付用于资助（竞争引发的）扩张支出，以便更多的支出成本通过共同转移池转嫁给中央政府或其他辖区政府。

中央转移支付主要分为三种，即专项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退税。专项转移支付通常用于特定用途，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权较小，但其分配缺乏良好的透明度，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讨价还价空间较大。支出与标准化收入的差距和转移支付系数确定），地方政府对这部分转移支付收入有自由裁量权；退税主要包括两税（增值税和消费税）退税和企业所得税退税等。地方政府也有自由支配权。而且，在实践中，中央转移支付先分配给省级政府，再分配给副省级地方政府（省级政府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所有这些都使得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扩大支出和/或减少自身收入来扩大纵向财政失衡差距，从而获得更多来自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并有更大的使用转移支付的操纵空间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等生产性支出的收入。

在不得不增加自身财政收入（尤其是税收）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可能会优先考虑营业税。

这是因为：营业税是地方税，地方政府对其征管政策的影响较大；更重要的是，营业税具有高度累退性，税源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因此，在“重资本、轻劳动”的增长（效率）导向发展理念指导下，很可能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税收来源。

相比之下，增值税是商品和服务增值的征税对象，本质上是对企业资本和劳动征收的要素税；此外，2012年“营改增”改革前的增值税来源主要涉及第二产业，长期以生产为主（固定资产不得抵扣，具有抑制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2009 年转为消费导向）。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是累进性强的直接税种（企业所得税的税基是资本所得，流动性强）。

因此，为了避免对其辖区经济增长造成更大的不利影响，地方政府往往有强烈的动机尽可能避免这些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这样的收入行为使地方收入体系更趋于倒退。因此，它有利于高收入群体增加收入，而不是低收入群体，这可能会扩大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

地方竞争如何加剧居民收入分配不公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以下核心理论假设：在以GDP增长为核心的官方评价晋升制度安排和财权上移的财政制度安排下，辖区竞争将加大地方政府支出扩张力度，强化以增长（效率）为导向的支出行为偏差；这也将促使地方政府更多地依靠转移支付收入和相对递减的营业税为扩张性支出提供资金，同时尽可能避免对经济产生较大不利影响的企业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收入快速增长。因此，地方政府的竞争更倾向于拉大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不利于公平分配。

相应的理论框架如下：

图2 地方政府竞争对居民收入分配影响的逻辑机制

利用1998-2005年中国地级市数据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本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加大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利于公平分配。这体现在：如果人均辖区数量翻倍，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将增加9.69%。上述提出的理论假设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该结论具有良好的稳健性。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不利影响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更有利于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加。

主要原因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采取了财政集中的做法，大大缩小了地方政府争夺“低税负”收入的空间，促使地方政府转向更多“高支出”的竞争策略。在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晋升激励下，辖区竞争加剧了地方政府的职能扭曲，强化了重基建等经济支出、忽视教育、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的倾向；更多依靠转移支付收入为扩张性支出提供资金，通过公共统筹渠道将支出成本更多地转嫁给中央和其他辖区政府；而且越累退）营业税在获取自己的收入的同时，尽可能避免（对经济有较大不利影响）快速增加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收入。这样的收支竞争策略更倾向于拉大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

上述结论有利于更好地认识和认识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的深层次制度根源，有利于完善地方政府治理体系，有效促进包容性经济增长，实现公平分配。共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如何有效纠正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近4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不断拉大，成为制约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 导向的竞争行为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新时代，为更好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国家发展理念，亟需有效纠正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关键在于地方政府的治理体系。完成。

一是继续深化干部考核提拔机制改革。目前，中国还缺乏较为成熟、完善的“自下而上”的监督约束机制。因此，“自上而下”的干部考核提拔机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鉴于以GDP增长为核心的官评晋级制度已不能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需要，中央要继续深化官评晋级改革。机制，增加与社会民生、居民福利相关的绩效评价指标。权重，促使地方政府官员树立科学政绩观，更加关注社会民生和居民福利。

二是继续深化财税管理体制改革。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采取增加财权、放权、通过转移支付弥补地方纵向财政失衡的做法，造成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强化了地方“高支出”竞争模式。加强地方政府职能。失真。新时期，要继续优化完善财税管理体制，适当放开财权，上移行政权力，压缩转移支付规模，形成财权与行政权力更好匹配的分权结构；优化转移支付结构，提高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和透明度。 ，充分发挥转移支付的政策导向作用，促进地方政府职能优化。

三是推进“向下负责”机制建设。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居民的发展需求不同，一些民生指标难以准确量化，使得中央难以制定准确、完整、合理的指标。普遍适用的多目标官员考试和晋升制度。因此，今后要继续完善“责任上移”机制，引入行之有效的“责任下移”机制，督促地方政府更多关注群众需求。

特别是要不断提高地方政府预算的透明度，提高预算编制、审批、执行的透明度，让公众真正了解财政收入的来源和支出的用途；采用预算听证会等方式，让公众参与到预算管理中，加强公众监督。

同时，要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保障要素（特别是劳动力）流动，为人民“用脚投票”机制有效发挥作用创造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