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提到“三次分配”，有何深意？

李以宁教授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提出和研究股份制的学者。子分配”是他在中国首先提出的。

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提到“三个分配”，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这一理论最早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创始院长李以宁教授提出。 1992年，他在《论共同繁荣的经济发展道路》一文中，首次提出“影响收入分配的三种力量”，并在1994年出版的《股份制与市场经济》一书中进一步解释。不是第一次只按市场和生产要素分配，而是政府要加强监管，引导慈善事业的“三个分配”。通过“三分”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李以宁教授至今已出版经济学专着50多部，其对“第三分布”的研究也与此一致。在《超越市场，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经济学中的伦理问题》、《文化经济学》等著作中，李以宁教授探讨了“经济学、伦理学和文化”从不同的角度。收入分配问题”有更深的讨论和反思。

摘自李以宁1992年出版的《论共同繁荣的经济发展道路》

超越市场和政府的“第三股力量”

最近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上提到的“三个拨款”有什么意义？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这一明确信号与“十四五”期间“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直接相关。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个分布的协调。”会议强调，“我们正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重心。” .

如何实现“全民共同富裕”是李以宁教授一直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2018年出版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1978-2018》一书收录了李以宁改革开放至今的40篇代表性论文。其中，李以宁教授在《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强的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一文中深入剖析了“富强”的内涵和现实意义，提出“努力实现最大的制度红利——社会和谐红利“”，并用专门的章节来解析“三个任务”。

李以宁教授指出，所谓“第三次分配”是相对于“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的。市场主导的分配是“第一次分配”，即在市场发挥调节作用的情况下，参与工作或投资的人将按照市场规律获得自己的收入份额。但是，由于每个人的收入数额不同，总会存在收入差距，如果收入差距过大，不利于社会和谐，就会出现“二次分配”。

“二次分配”是指政府主导下的收入分配，是指政府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等对收入进行调整。例如，征收的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还包括对财富较多的人征收的财产税（如房产税）收入分配改革取得的进展，对贫困户给予补贴和补贴，均属于“二次分配”。政府通过收入调整缩小社会收入差距。这样大家的收入就变成了税后收入，低收入的人不仅不用缴纳所得税和财产税，还可以得到政府的补贴或补贴。

“第二次收入调整”后，社会仍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进而进入“第三次分配”。 “三次分配”通常是指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对收入进行再分配，包括人们通过社会公益事业捐款帮助低收入家庭，也包括人们自愿捐款帮助低收入家庭。收入家庭摆脱贫困。比如帮助老人、病人、残疾人和儿童，以及各级人民和各学校提供的奖学金。此外，在受洪水、地震、泥石流和长期干旱影响的地区的救灾活动中，很多人要么向慈善机构捐款，要么自己向受灾群众捐款，都属于“第三次分配”。类别。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第三次拨款”的捐赠金额正在逐步扩大。中国也有同样的趋势，相关法律法规也在日益完善。

“第三次分配”与伦理和文化息息相关。在《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李以宁教授专门列出了“关注第三次调整——文化调整”小节。他指出，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发生过不少动荡的时期。当时市场失灵，政府瘫痪，但社会之所以能够生存，是因为道德的力量。在市场监管和政府监管的同时，道德监管也应该发挥作用。我们要注意第三种调整，即道德调整，即文化调整。

如何做到“三分配”？

李以宁教授认为，经过“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后，社会协调发展仍存在差距。不管留下的差距是大是小，都意味着社会协调发展还有一些工作要做。因此，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由于“第三次分配”是一种由人民自愿捐赠的方式，其影响范围广泛，所发挥的领域是市场监管和政府监管所无法比拟的。

李以宁教授还指出了“如何进行三分配”的解决方案。

李以宁教授说，在第一次分配中，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方法有三个：一是提高最低工资。因为物价上涨，最低工资标准没有提高，当然劳动收入水平也不能提高，所以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就会下降。而一旦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其他相应工种和等级的工资也会随之提高。二是逐步提高农产品销售价格。在农村，种粮是最不赚钱的，种粮的人也很穷，所以需要逐步提高农产品的销售价格。三要大力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推进农业产业化，让农民从产业链延伸中获得更多收益。

李以宁认为，在二次分配中，收入分配问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虑：一是对贫困户和灾民进行救助。政府要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出台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措施，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实施不同的扶贫项目。二是利用税收调整。比如个人所得税的问题，不仅仅是提高起征点收入分配改革取得的进展，更重要的是根据家庭负担和家庭收入来调整税收。因为单身人士的负担与有家庭和孩子的人不同。第三，是时候考虑遗产税、赠与税等问题了，这是二次分配需要解决的问题。

关于第三次拨款，李以宁表示，所有用于公益的捐款都应该免税，让更多的人将财产用于公益，这也是国外的一些经验。从第三次分配开始，相信可以缩小目前的贫富差距。

收入分配问题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第三次分配也越来越受到高层和各方的重视：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重视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发展如慈善机构; 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出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本次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再次释放出重要信号。经济学家认为，为进一步扩大“第三次分配”的范围，增加个人捐赠的规模和总量，发挥潜力，需要制定相关制度和政策。

李以宁教授，男，汉族，中共党员，民盟党员，1930年11月出生，江苏仪征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高级教授北京大学文学士学位，原民盟中央副主席，第七、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委员，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参与推动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主持起草《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参与推动引进非公有制经济36条新增非公有制经济文章36篇。经济改革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他在国有林权制度改革、国有农垦经济体制改革、低碳经济发展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获教育部第六、七届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