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育人标兵「教书育人楷模主要事迹」

今天带来教书育人标兵「教书育人楷模主要事迹」，关于教书育人标兵「教书育人楷模主要事迹」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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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好老师？没有标准答案。因时、因地、因人皆有不同。

我们从2022年全国教育树人楷模的“回忆”中，选取了四篇文章——关于志向的选择、职业的坚守、自我的要求、育人的探究实践。

无论侧重于哪方面，它们都勾勒出一幅“好老师”画像，成为中国教育发展中最朴实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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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我的那些老师

文/康绍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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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变一代人的命运，教师影响一群人的职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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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绍忠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完成高中学业，要么回农村老家继续种地，要么去中学担任代课老师，是高考的恢复改变了我的命运。其实，改变的不仅仅是一个农家子弟的命运，更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命运。

幼年的经历让我对农业水利有了最直接、感性的认识——只有保障干旱季节的灌溉用水，农作物才能丰产。因此，在填报志愿时，我选择了当时多数人“远离”的带“农”专业——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农田水利工程专业。

我们上大学时学校的学术交流活动不是很多。

记得大概是1981年的秋天，我看到农田水利教研室有个学术报告会的通知，内容涉及地下水资源动态评价、组合喷灌强度计算、非饱和土壤水分运动。

我出于好奇与兴趣，兴冲冲地跑去聆听。但到了教室才发现，近40人的科学报告会只有我一人是本科学生，其余都是老师。

老师们坐定后，教研室秘书给每一位老师发了一份有十几页的组合喷灌强度计算的油印材料，可能知道我是学生，加之也不认识我，唯独没有给我发那份材料。

这时在我前面一位和蔼可亲、看起来十分有学问的老师看到此景，就对秘书说：大家都发了，也给这位同学一份吧！

顿时我内心无比激动与感恩，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张蔚榛老师。

张蔚榛老师是上世纪50年代中从苏联获得农田水利副博士学位后回国的，是十分受同行尊敬的我国著名的农田水利与地下水专家，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老师为人和善，他不仅给予年轻人关心和提携，在学术上更是一丝不苟、严谨治学，在如今浮躁的学术大环境下却很难再找到这样的老师。他是我十分崇敬的老师，对我的学术生涯影响很大。我在工作后跟张老师一起参加过几次成果鉴定会，鉴于我国当时的科技发展水平，凡是材料上写着“国际领先”字眼的，张老师都谨慎签字。

大学时期对我影响很大的还有茆智老师。他是我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在灌溉工程及其用水管理的理论与技术方面有出色成就，现在是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那一届，茆智老师指导四个本科学生撰写毕业论文。茆老师的房间里有一张大办公桌，我们每周都要去他家围坐在办公桌前汇报和讨论毕业论文进展。

我的毕业论文的题目是“水稻需水量的分析与计算”，茆老师亲自带我们到安徽滁县水文实验站等地调研收集资料，分析早、中、晚稻生育期需水量的变化规律，以及需水量与品种、空气温度、湿度、日照时数和栽培措施等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茆老师悉心的教导与关心，使我顺利通过毕业答辩并获得优秀。

也正是由于此次经历，让我更加喜欢上了作物需水量研究，并逐渐扩展为土壤—植物—大气连续体水分传输和作物节水调质高效灌溉理论与技术研究。可以说，大学教育对我的职业选择影响比较大。

1982年，我抱着要进行农田水利与土壤物理、作物学相交叉领域研究的梦想，考取了原西北农业大学（后合并组建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水土工程专业的硕士，随后又攻读了博士学位。1993年9月，我被西北农业大学破格晋升为当时最年轻的教授。1994年入选了中国科学院首批“百人计划”，1997年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01年被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科学成果是由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唯有长期积累才能由点滴汇成大海”，这是我时常激励自己的话语。2002年，我调入中国农业大学工作。但最近10多年我们团队的工作仍然扎根在西北旱区，我们团队建设的中国农业大学石羊河实验站，常年有60～70位师生住站研究和实习，已成为西北旱区农业节水技术示范推广、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的重要基地。我们的研究又扩展到新疆南疆等区域。

一路走来，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平凡普通的人，有时甚至感觉还有点“愚笨”，但我们那一代人，都是靠自己的奋斗与汗水浇灌出梦想与希望的。我想，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艰苦奋斗、严谨治学、持之以恒和团队精神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是现在的年轻人最需要培养的。

（本文节选自《中国科学报》记者秦志伟报道《那年，我一跃“农”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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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有理又讲理”的好老师

文/ 孙正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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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是为了明理。但什么是理？老师如何在“传道授业解惑”中让学生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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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正聿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教条主义、教学方式必须改变

我曾经针对文科教育作了一个概括。什么叫做本科生教育呢？本科生教育是“激发理论兴趣，拓宽理论视野，撞击理论思维，提升理论境界”。什么叫做硕士生教育呢？硕士生教育是“寻找理论资源，发现理论困难，坚持独立思考，作出理论论证”。对博士生，我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博士生应当是“抓住基础理论，稳定研究方向，创新研究思路，进行课题研究”。我们不能够把本科、硕士和博士教育混为一谈。

做大学的好老师，最重要的是要觉得教学、科研“有意思”。做一件事情、讲一门课程、搞一门学问，最重要的不是先问它有什么意义，而是问有没有意思。有意义是对社会说的，有意思是对你自己说的。如果你自己都没觉得它有意思，那怎么能把它搞得有意义呢？你愿意做一件事并且把一件事做好了，首先是因为你觉得它有意思。

本科教学不是单纯地讲知识。讲知识满足了学生考试和考研的需要，却不可能满足学生真实的求知和未来创造性的需要。关于文科教育，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文科教育应该培养两类学生：一类是上得去的理论研究型人才，一类是下得来的应用操作型人才，而不是既上不去又下不来的知识储存型的学生。”种种教条主义的教学方式，是必须改变的。不改变这种方式，我们怎么能成为大学的好老师，又怎么培养出创造型人才呢？

搞明白道理，还要把道理讲好

有人常问我，什么叫好老师，什么叫坏老师？我说别用好和坏，用好和差还是可以的。好老师和差老师的区别就在于，好老师讲究两个字，差老师则多了一个字。好老师讲究的两个字是“讲理”，差老师多了个字：“不”讲理。

作为学生也好，作为老师也好，最真实的体会就是，一个好老师能够滔滔不绝地、由浅入深地给你讲道理。对于文科教育来说道理更是如此。很多时候，书上写条条，老师讲条条，学生背条条，考试答条条，阅卷找条条，老师自己从来没有把道理搞清楚，所以他只能是以“不讲理”的方式给人家讲理。

那么，真正做到讲理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有理，有理才能讲理。真正做到有理，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理论是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概念系统。正因为这样，任何一种理论，无论文史哲、政经法还是数理化、天地生（天文地理生物），都具有四种特性：

一是向上的兼容性。可以称之为“理论”的东西都是人类文明史的总结、积淀和升华，这是最根本的。我写过一篇文章《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而哲学史是思想性的历史，离开思想性的历史就没有历史性的思想。列宁曾经说：“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如果你没有研究过康德、黑格尔，就不可能说明白马克思；你说不明白马克思，所以学生就认为马克思不需要学。这就像《红楼梦》里面说的：“假作真时真亦假。”如果你研究明白了马克思，我想学生最愿意听的课就是关于马克思的课，因为马克思曾经被评为千年来最伟大思想家的首位。如果大家读一下马克思的书，哪怕你读懂了一点，你就感到今日之我已不是昨日之我了。

二是时代的容涵性。任何重大的现实问题，都深层次蕴含着重大的理论问题。我们现在要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要解决反腐倡廉的问题，它必然从理论上凸显什么叫正义、什么叫公平。同样地，任何重大的理论问题都源于重大的现实问题，你看起来离现实问题最远的所有形而上的问题，仍然是源于现实问题。当代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的最严峻问题是精神家园的失落，我们不知道如何规范自己了，我们用欲望代替了自己的需求，所以才构成了对现代化的反思。你看这是说理论问题，却是源于我们今天人类面对的最严峻的现实问题。我们看现实问题的时候，必须透视它所蕴含的重大的理论问题。这就要求教师以理论的方式去把握现实。

三是逻辑的展开性。马克思有一句名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马克思在讨论别人对《资本论》评论时说，尽管《资本论》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和毛病，但是《资本论》作为一个完整的艺术品，他是引以为豪的。读一读《资本论》，你会被《资本论》的逻辑之美所征服。理论是逻辑化、系统化的概念体系，它是通过逻辑力量“以理服人”的。

四是思想的开放性。最重要的思维是一种批判的、反思的思维。恩格斯说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基础上的理论思维，学哲学就是为了提升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宗派主义，而是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文明的全部遗产。历史在发展，文明在进步，理论、思想永远是与时俱进的。

为什么要这么详细地论述关于理论的特性呢？我想说，你想做到有理是极为艰难的，只有做到了“有理”才有可能去“讲理”。什么是好老师呢？好老师就是讲理，但问题就在于讲理的前提太艰难了——有理。但有理又会讲理，才能成为大学的好老师。

对于大学老师来说，教书就是育人。大学老师承担着双重责任，最起码我认为认真负责的态度就是最好的育人。毛泽东同志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老师稀里糊涂，就会把学生育成马马虎虎的人。身教胜于言教。老师不仅仅是言教，而且必须身教，你的一举一动都是学生效仿的对象。一个老师若没有“绅士”风度，想培养出像模像样的学生，这是不现实的。

乐于每日学习，志在终生探索

大学的好老师需要基于研究，有理讲理，我把它概括为四个“真”字和三个积累。四个“真”字是：真诚，抑制不住的渴望；真实，滴水穿石的积累；真切，举重若轻的洞见；真理，剥茧抽丝的论证。对于好老师而言，这四者不可或缺：没有真诚的态度，什么都谈不到；没有真实的研究，什么也没有；没有真切的洞见，什么也认识不到。大学老师就是要讲学生没有想到的问题，去讲学生没有发现的问题，要启迪、引导使学生感到震撼。

在四个“真”字中，我特别强调“真实”，滴水穿石的积累。一个搞文科的人必须有三个积累：一是文献积累，得道于心；二是思想积累，发明于心；三是生活积累，活化于心。这三个积累不可或缺，缺一个积累，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不能成为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好老师。

在讲演即将结束时，送给大家几句话。第一句，忙别人之所闲，闲别人之所忙，把时间和精力用到学习、研究和教学上去。第二句，平常心而异常思，美其道而慎其行。老师就是美自己的道理，同时还应该提出另一方面的要求，做个言行一致的人。第三句，对我来说，感到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乐于每日学习，志在终生探索。只有能够乐于每日学习，并且能够志于终生探索，我们才能够做到有理讲理，才能成为大学的好老师。

（本文为孙正聿教授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演讲报告《大学的好老师》，来源《解放日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