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纳政治体制「加纳历史」

今天带来加纳政治体制「加纳历史」，关于加纳政治体制「加纳历史」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来源：环球网

【作者：电子科技大学西非研究中心团队；执笔人：Enoch Amoah（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译者：杜莹，郑舒意（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自1957年以来，加纳通过克瓦米•恩克鲁玛领导的人民大会党的努力，成为非洲摆脱帝国主义枷锁、实现独立的先驱。

一、恩克鲁玛政权的政治思想

独立后，加纳成为非洲一颗耀眼的新星，也是整个非洲殖民地寻求灵感、援助和方向的国家。加纳公民对本国经济繁荣、消除贫困和不平等以及提高生活水平等问题持有非常乐观的态度。更重要的是，克瓦米•恩克鲁玛早在加纳独立之前就明确表示，在结束对加纳的殖民统治之后，另一项主要任务是采取措施在加纳建设社会主义。

尽管恩克鲁玛长期坚持社会主义信念，但在1957年至1960年期间，人民大会党政府在继续执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同时，对国家经济保持最低限度的国家干预。继续推行殖民政府自由贸易政策的决定主要是出于对外国投资和技术援助的需要。在政治上，为了处理日益加剧的种族问题的紧张局势，防止反对党破坏人民大会党对政治权力的控制，政府采取了一些严厉和激进的政治措施。这些措施包括1957年的《避免歧视法》，该法禁止组建基于地区和族裔的政党；1958年的《预防性拘留法》，赋予总理下令不受拘束的权力，以命令逮捕和监禁任何人，不需要经过公民的审判。

但是，在1961年，即加纳共和国成立后的一年，恩克鲁玛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明显转变。在1961年4月8日的黎明广播中，恩克鲁玛通过将可可贸易国有化，正式开启了加纳共和国的社会主义阶段。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政府几乎干预了经济的每一个部门，成立了国有企业来经营黄金开采业、种植园农业、加工业、运输业、建筑业、银行业和市场营销业等。此外，巨额投资被投入到该国的交通基础设施和港口设施中。在此条件下，诸多新的铁路连接线被开通，将各个地区和村庄连接起来。同时，政府还成立了国家航空公司——加纳航空公司，以及国家航运公司——黑星航运公司。在贸易领域，政府严格控制进口，并将1961年成立的加纳国家贸易公司转变为该国商品的主要进口商和分销商。在殖民统治结束后，加纳也脱离了英国殖民时期的货币体系，人民大会党政府就银行业务层面予以新的规定：一是所有国有企业都必须向加纳商业银行存款；二是用塞迪纸币和佩塞瓦硬币取代原有的加纳镑、先令和便士。恩克鲁玛在任期间，最大的投资是伏特河项目，该项目于1965年完工，其目的不仅是为加纳的工业化提供大量廉价电力，更是为整个西非地区提供电力，其电力来源主要依靠的是一家铝冶炼厂。这座大坝也是恩克鲁玛在非洲大陆实现泛非主义野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恩克鲁玛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使加纳成为许多独立的非洲国家羡慕的对象。然而，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社会经济革命，恩克鲁玛作出了不利于国家经济的财政安排，最终使得国家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都付出巨大的代价，以至于破坏了许多最初取得的成果。

在经济方面，到1965年，加纳的国家经济已经陷入绝境，因其外汇储备只有50万英镑，远不足以支撑整个国家的正常运转。在政治方面，恩克鲁玛在1964年宣布加纳为一党制国家，凸显了政府日益增长的不宽容、独裁和压迫的倾向，这一举措使得恩克鲁玛更加不受欢迎。随着一党制的形成，恩克鲁玛成为终身总统，不受任何限制地行使广泛的权力，并禁止反对党的出现。更有甚者，根据1958年的《预防性拘留法》，反对人民大会党和恩克鲁玛的主要政党成员被逮捕，未经审判就被投入监狱。在社会方面，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国家部长和人民大会党积极分子中存在腐败现象。并且恩克鲁玛本人的性格和态度也发生了变化。1960年以前，恩克鲁玛被认为是一个节俭的人，憎恶金钱、财富和炫耀，过着正直的道德生活，的确堪称楷模。然而，他的许多亲信和内阁成员都认为，从1960年开始，他的这些值得称赞的品质开始消失，恩克鲁玛变成了一个妄自尊大的人，沉迷于自己的权力和野心。

二、加纳第一次军事政变

在政治动荡的背景下，加纳面临两种基本的政治选择：一是暗杀恩克鲁玛，二是发动政变。此前，在1961年至1964年期间，有两次企图暗杀恩克鲁玛的行动均以失败告终。第二种选择被实现是在1966年2月24日凌晨。1966年2月21日，恩克鲁玛应北越胡志明总统的邀请，离开加纳阿克拉前往越南河内，探讨美国对越南战争升级的发展前景。就在恩克鲁玛在北京访问期间，获悉国内政变，他已被推翻。

1966年2月24日的政变是军方在加纳警察的大力支持下发动的。政变的几个理由，包括恩克鲁玛政府压迫政治批评家、内部存在腐败的政府官员以及经济管理不善等。军方接管两天后，政变领导人发布了一份公告，成立了负责国家管理的国民解放委员会，由J.A. 安克拉中将担任主席。同时，委员会的成员都是高级军官和警官。

为了解决遗留的经济问题，国民解放委员会设立了一个经济委员会，探讨如何偿还加纳的债务。该制度能够通过谈判重新安排偿还主要外债的时间，并寻求国际社会的进一步援助。在国内，国民解放委员会采取了紧缩政策，包括削减政府支出总额和使国家货币贬值，作为挽救国家经济措施中的一部分。在政治和外交领域，面对与恩克鲁玛政府断绝关系的国家，国民解放委员会采取行动改善加纳的形象。例如，派代表团前往美国和欧洲各国解释政府的政策，并重申加纳不结盟的承诺。

在1966年2月26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国民解放委员会明确表示，他们“没有政治野心，急于尽快将权力移交给合法组建的代议制政府”，国民解放委员会在执政后不久就承诺设立宪法委员会，以确定加纳公民支持的新宪法类型。随后还成立了选举和地方政府改革委员会，就设置新国民议会的选举程序提出建议。根据选举和地方政府改革委员会的建议，成立了特别选举委员会，以登记加纳全国的合格选民，并解除了恩克鲁玛任职期间颁布的组建政党的禁令。作为恢复国家宪法统治的最后一步，由150名成员组成的制宪议会委员会负责讨论宪法委员会提交的宪法草案，并为加纳第二共和国起草最终宪法。选举于1969年8月29日举行。此次选举由科菲•布西亚（Kofi Busia）领导的进步党，赢得了140个席位中的105个。

三、第二共和国与布西亚政府

根据1969年宪法规定，加纳第二共和国于1969年10月1日正式成立，由进步党领导人、东文驰选区议会议员科菲•阿布雷法•布西亚（Dr. Kofi Abrefa Busia）担任总理。一个由三名成员组成的临时总统委员会在文官统治的第一年半时间里取代了民选总统。该委员会于1970年8月解散。选举团选择爱德华• 阿库福• 阿多先生（Mr. Edward Akuffo Addo）担任礼仪总统。

人们对布西亚政府期望很高，因为进步党的成员大多数为知识分子，因此，他们对于国家如何进行治理具有更强的敏锐度。当局认为国家发展的关键是农村的发展。基于此，布西亚政府把农村发展作为首要任务。为了确保这项政策的成功，该政府成立了一个单独的部门——社会和农村发展部，并设立了农村发展基金，旨在有更充足的资金为农村地区提供良好的饮用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建议，布西亚政府实施了紧缩政策，包括让塞迪贬值44%，以促进出口，降低进口对加纳消费者的吸引力。在外交政策方面，布西亚的睦邻政策与先前的政策没有任何不同。然而，由于布西亚总理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取向以及国内经济不景气，进步党政府并没有追求完全的不结盟政策，而是倾向于与西方合作。

尽管进步党政府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政府的一些行动削弱了人民的信仰。在政治方面，政府不受欢迎，因为国家部长违反1969年宪法，拒绝公示财产。政府声称要解决国家工作人员过多、效率低下的问题，解雇了568名国家工作人员，后来发现被解雇的大多数人都是反对派的支持者，这一举动增加了民众对该政权的不满。同时，布西亚总理还被指责对种族隔离的南非态度软弱，呼吁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该国的种族主义政治文化。在经济方面，政府在1971年实施的紧缩政策疏远了有影响力的农民群体，在那之前，他们一直是人民党的支持者，严重影响了中产阶级和受薪劳动力，使其面临工资冻结、税收增加、货币贬值和进口价格上涨等问题。在社会问题上，布西亚政府也受到了批评。其中包括1971年颁布的《学生贷款计划法》，该法不仅废除了加纳的免费教育，还对已经遭受苦难的工人征收5%的国家发展税，以及民众对腐败指控等问题。

由于上述原因，加纳在民主管理方面的第二次尝试在1972年受到挫折。 1972年1月13日，第一步兵旅指挥官伊格内修斯•库图•阿昌庞（Ignatius KutuAcheampong）上校派军官向总统转达问候，并向总统解释为什么军队在那一天不仅撤回了对民政当局的支持，而且还推翻了民政当局。 就像1966年的政变一样，它发生在首相布西亚总统不在加纳而去英国进行体检的时候。

四、军队的回归

在推翻了政府的进步党后，一个军政府——民族救赎委员会成立了，伊格内修斯•库图•阿昌庞（Ignatius Kutu Acheampong）为民族救赎委员会主席并成为国家元首和总司令。上校为其行动所提出的理由集中在三个主要问题上：一是上一任政府对国家的经济管理不善；二是其违背一个重要社会形态的利益和愿望；三是其违背宣誓支持的民主宪法。作为国家元首，阿昌庞终止了1969年的宪法，禁止政治活动，逮捕了1300多名前政治家，并成立了强大的军事法庭。

阿昌庞上校和他的同谋们自诩为昔日的恩克鲁玛学者，试图扭转“新殖民主义者”出卖布西亚政府的局面，让加纳回到恩克鲁玛政府时期的美好时光。阿昌庞下令将恩克鲁玛的遗体(他于1972年4月27日在 Rumania 去世) 接回国，并安葬在加纳，还为他举行了一场与前国家元首相称的国葬。此外，当局政府还通过扭转前政权的财政政策赢得了民众的支持。例如，其取消了对工人征收的5%的发展税，修订了1971年的紧缩预算，将货币升值了42%，并拒绝偿还该国的许多外债。阿昌庞认为，自1966年2月24日以来，有必要拒绝偿还约9440万美元的贷款，因为这些合同受到腐败和其他形式的非法行为的玷污和破坏。此外，行政部门对农村的农业发展有着浓厚的热情。其推出了各种政策，包括“自给自足行动”、“生产大米行动”和“供应行业行动”，以提供足够的普通食品，满足加纳人的需求，并为工厂生产当地原材料。

尽管民族救赎委员会在1972年至1975年执政的前三年取得了初步的经济进展，但很快就面临巨大的问题，使国家陷入经济危机。面对1975年出现的经济危机，在当年10月9日，当局对民族救赎委员会的政治结构进行了重组，一个由七人组成的最高军事委员会(SMC)应运而生。不幸的是，新政权仍然无法解决加纳民众日益恶化的生活水平、经济上的不当行为和道德上的堕落问题。1976年9月，加纳律师协会公开主张迅速恢复文官统治。针对因管理不善给大多数人民带来痛苦而产生的越来越多的不满、不安、批评和不满情绪，阿昌庞于1976年10月宣布，他希望在联邦政府概念的大方向下将加纳归还至文职人员手中，构建一个由军队、警察和平民组成的无党派政府体系。

阿昌庞认为，联合政府的理念是为了确保国家政治进程的稳定。然而，这一想法遭到了反对派的强烈反对。批评者认为，联合政府的概念可被视为政府采取行动遏制不同政见并将参与性压力引入有利于维持和扩大国家对人口的控制的途径的顶点。国内各种有组织的团体——认可专业机构协会、加纳基督教理事会和加纳全国学生联合会谴责校董会并要求其辞职。但阿昌庞拒绝了此要求，因而造成了国内的大罢工现象。到1977年7月中旬，由于全国经济陷入停顿，革命仍在进行，阿昌庞被迫撤销了他的计划，但坚持认定他将继续担任政府首脑，直到1979年7月1日。反对派在国内社会完全混乱的情况下，成功地鼓励了一系列罢工，这些罢工在1978年5月至7月期间使全国完全陷于瘫痪。为了防止混乱升级，并使国家生活恢复正常，阿昌庞政权决心将联合国政府强加于加纳，导致军队发动了一场不流血的宫廷政变。

五、阿库福将军和第二最高军事委员会政权

1978年7月5日，阿昌庞被迫辞职，弗雷德里克•威廉•夸西•阿库福中将（后成为将军）接任最高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并宣布成立另一个政府，称为“第二最高军事委员会”。阿库福（Akuffo）指责阿昌庞（Acheampong）在举办“一个人的表演”中分裂了全国，他在没有咨询旧军政府（即最高军事委员会）成员的情况下做出了决定，而且他继续任职将妨碍和解的各种可能。但是，阿库福明确表示，新军政府（即第二最高军事委员会）只是旧军政府的改良版本。1978年12月，阿库福宣布成立制宪议会，以制定宪法，联合政府的想法被其搁置。1979年1月1日，阿库福取消了政治禁令。

阿库福将军最初的行动是为了遏制经济衰退。为了抑制通胀，他在1978至1979年间将政府支出增幅控制在11%，从而减少了货币供应量，这与上一财年的59% 形成了鲜明对比。此外，政府将塞迪对美元贬值了58.2%。为了重建加纳的国际经济信誉，政府任命了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NationalEconomic Advisory Committee) ，就恢复、复苏和稳定经济的措施向加纳政府提供建议，以期使加纳经济走上可持续增长的道路。新的领导层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一项名为“短期稳定方案”的经济复苏方案，该方案获得了5300万美元的资金。美国政府提供了2300万美元的贷款，用于帮助该国的农业、卫生和教育项目。该委员会通过重新评估所有公司的应纳税收入来改善税收，其中发现许多公司低报了其收入。

然而，阿库福政府采取的大多数经济措施引起了许多加纳民众的愤怒。 1978年10月初，随着消费品价格在某些情况下翻了一番甚至翻了两番，这些措施的效果，特别是货币贬值变得十分明显。加纳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感受到了困难，城市居民受到的打击最为沉重，不满情绪在人民中蔓延开来。因此，在1978年8月至11月期间，该国记录在案的八十起罢工事件涉及70000多名工人，也就不足为奇了。世界可可价格下跌使经济危机进一步恶化。加纳在1978至1979年的可可总产量只有25500吨。因此，在1979年5月15日，一位相对不知名的29岁空军中尉率领的空军下级军官企图发动针对第二最高军事委员会的政变，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这位空军上尉是杰瑞•罗林斯。罗林斯和他的手下因叛国罪被逮捕并送交军事法庭。

距离审判罗林斯及其同伙的军事法庭重新开庭还有14天，另一批由克瓦德沃•博阿基耶•吉安（Kwadwo Boakye Gyan）上尉率领的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将罗林斯从牢房中释放出来。由罗林斯领导的这些军队控制了加纳广播公司。

罗林斯兴奋地对着麦克风喊道：“这里是杰瑞•罗林斯中尉。我刚从监狱里出来。换句话说，军队刚刚接管了这个国家。各位同事，如果我们要避免任何流血，我请求你们不要试图阻挠，因为他们充满了我们在这些年的镇压中不断积累的恶意和仇恨。他们已经准备好把我们制造的毒液取出来了。所以，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妨碍他们。如果你有任何理由害怕他们，你可以逃跑。如果你没有理由感到内疚，不要动...我们无法控制他们。武装部队将在适当的时候移交给平民。选举即将举行。但是在选举之前，加纳工人被剥夺的正义必须得到伸张。我们中的一些人受苦受难太久了。你要么是问题的一部分，要么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没有中间道路。如果你认为你工作是为了你下属的福利，你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知道你们中间有诚实的人，有些甚至在小麦哲伦里... 所以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逃避。做你自己，去工作吧。尼科尔森体育场（Nicholson Stadium）将是我们的会面地点，我们将在那里举行选举。那些关心我们福利的人将会被选举出来...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将会出现，而不是强加给我们的(信息部，1990年)。”

六、革命和武装部队革命委员会政权

第二最高军事委员会的消亡见证了由15名成员组成的军政府，即武装部队革命委员会(AFRC)出现在加纳的政治舞台上。罗林斯担任主席，武革委的其他成员则小心平衡了军队的初级和中级军官，由吉安少校担任发言人。作为这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困境的一个解释，罗林斯认为民众缺乏道德勇气去挑战行为不当的领导人，并希望加纳民众能够鼓起勇气，向那些沉溺于把经济拖入未来混乱的肮脏把戏的未来政客亮出红牌。

罗林斯因此公开主张进行一场清理内部的行动，消除所有与前政权有关的腐败、牟取暴利或渎职的现象。1979年6月16日，第二最高军事委员会(Supreme Military Council)成员、当时的边防军指挥官伊曼纽尔•乌图卡少将(Emmanuel k. Utuka)在一个革命法庭的简易审判之后，被行刑队处决，这是“清扫房屋”行动的第一步。十天后的1979年6月26日，就在大家都以为处决已经停止的时候，两位前军事国家元首阿库福将军和奥卡塔克瓦西•阿曼克瓦•阿福里法（okatakwasi Amankwa Afrifa）中将被行刑队公开处决。被处决的还有前国防参谋长罗伯特•埃比尼泽•阿博西•科泰伊（Robert Ebenezer abosy Kotei）少将、前空军司令空军副司令乔治•亚乌•博阿基耶（George Yaw Boakye）、前海军司令官乔伊•阿梅杜姆（Joy k.Amedume），前最高军事委员会所有成员，以及前外交事务专员罗杰•费利（Roger j. a. Felli）上校。他们的罪行包括非法或不诚实地获取贷款、财产、优惠或利益，不计后果地滥用公共部门的职权，对公共财产造成严重损害等。

内部清理的行动逐渐扩大到各种民间经济不法行为，如囤积居奇、牟取暴利和黑市交易。立即解雇公务员、没收其资产是消除腐败和破坏国家经济的其他不法行为的一种手段。因此，人民革命法院继续试图对犯有蓄意破坏加纳经济和其他罪行的人处以重刑。武革委还旨在将正直重新纳入公共领域，并强调道德责任的中心地位。逃税者被要求在最后期限内完成纳税义务，否则将面临革命性行动。

虽然罗林斯因为他的爱国主义、勇气和对不公正的厌恶而立即成为英雄，但加纳民众不希望整个国家再经历另一个漫长的军事统治时期，因此武革委不得不遵守自己的承诺，在1979年10月1日回到军营。因此，6月18日，即罗林斯干预政治两周后，加纳选民前往投票站，十年来第一次选出他们在议会的代表以及总统和副总统的最高领导职位。尽管人民民族党(PNP)在议会选举中赢得了多数席位，但其候选人希拉•利曼（HillaLimann）未能按照法律规定获得50% (外加1票)的选票，因此不得不在两位领先候选人之间组织另一次投票。 在1979年7月9日举行的第二轮总统选举中，利曼以61.98%对39.2% 击败了人民阵线党的奥乌苏（Owusu）。开始了一个权力转移的过程。在8月底，罗林斯表示，由于他确信武革委开始的“房屋清理”将由利曼政府继续进行，他将提前一周,于1979年9月24日移交权力。

七、加纳第三共和国与利曼政府

1979年9月24日，武革委将政府移交给了人民民族党。利曼政府在成立之初有两个局限性。首先，在第三共和国的就职典礼上，罗林斯警告该政府，它正处于试用期，并告诫即将上任的官员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罗林斯用一句名言劝诫利曼：“永远不要忽视加纳人民的新意识”，罗林斯的这些话将构成他第二次回归的基础。其次，现在上台的平民政治家们肩负着极其艰巨的任务，他们不仅要采取措施使得国家度过困难时期，而且还要证明自己的价值。第三共和国的政客们并没有寻求通过一个无私的政府来证明他们的价值，而是选择通过移除他们认为对他们的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的东西来保护他们自己的未来，即罗林斯以及任何与武革委有关的人。

在经济方面，政府活动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领域是农业。在执政的头六个月，领导层申明，它致力于将农业作为政府经济政策的基石。为此，1980年发起了一项为期两年的农业方案，即《农业行动方案》，该方案强调必须增加粮食生产，以公平的生产者价格形式激励农民，并且农民需要使用必要的机器和学习专门知识。食品在市场上变得可以买到，让许多加纳人的脸上重新露出笑容。为了改善与国际社会的关系，解除武革委的过分行为对该国的封锁，利曼走遍了欧洲、非洲和远东部分地区，不仅是为了恢复关系，也是为了寻找资金来改善该国的经济。

与此同时，曾经的武革委成员，包括继续充当革命先锋的罗林斯，给利曼总统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表现得好像当局政府处于缓刑期。由于政府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不同的政治环境——宪法行政，人民民族党很难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立即伸张正义。因此，随着腐败和其他不当行为的不断滋生，民众开始批评政府，指责它不能胜任国家面前的任务。同样，利曼总统与军方之间也存在问题，因为大多数服役指挥官被认为忠于罗林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并控制军队，利曼总统试图清洗军队。为此，利曼发起了一场全力以赴的运动，以遏制强制性机构。然而，总统的行动进一步将军队政治化，并在军队最高指挥部和利曼政府之间制造了紧张局势。

此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当局在处理加纳面临的问题时缺乏明确的战略和有效的领导。例如，人民民族党的议会成员和行政部门之间没有协调。因此，尽管行政部门在议会中拥有多数席位，但许多下院议员却反对它。因此，总统无法获得必要的支持以使他的1982年预算获得批准，这导致了政府停摆。更糟糕的是，政府面临着一个非常团结、雄辩和直言不讳的反对派。当行政当局无法获得议会对其预算的批准时，反对派提交了一份备选预算声明和经济政策，并得到议会的批准。因此，反对派成功地制造了对行政当局的信任危机，并表示只要有机会就愿意接管政府。

在政府混乱和无能的背景下，以及在领导政府应对挑战方面缺乏领导能力的背景下，1981年12月31日，在罗林斯领导下的一群初级军官和士官推翻了利曼政府。

八、临时全国保卫委员会下的加纳

1981年12月31日，杰瑞•罗林斯在低级别士兵的支持下，发动了他两年来的第二次成功的政变，推翻了利曼总统的文职政府。罗林斯表示，他的第二次到来不是一场政变，而是一场革命，这将改变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秩序。1981年1月2日，罗林斯在电台和电视台第二次广播中指责利曼政府故意违背继续进行“清扫房屋”的承诺。接着，罗林斯宣布暂停1979年的第三共和国宪法，罢免总统及其内阁，解散国会，取缔现有政党。1982年1月11日，罗林斯通过公告成立了一个有十一名成员的临时全国保卫委员会，作为国家的最高立法和行政机构。

1981年12月31日之前，加纳与世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持续合作，使加纳陷入了经济困境。当局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持敌对态度，并且哀叹西方资本、外国投资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影响力。它明确表示不愿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合作，并决定无视西方的援助。因此，当局通过其公开的言辞支持社会主义，并发动了罗林斯所谓的人民革命。根据对社会主义的承诺，民族和解委员会设法在民族和解委员会成立初期与东欧、古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发展密切关系。然而，1983年，面对严重的经济问题，加上干旱、丛林火灾、饥荒等灾害的袭击，罗林斯政府却未能从苏联及其盟国获得任何形式的经济援助，只得被迫忍气吞声。这些因素促使国家民主政府改弦易辙，放弃社会主义，转而向西方国际金融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1983年世界银行)寻求财政援助。

因此，1983年4月，加纳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开始执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结构调整方案，即1983年预算中的经济复苏方案。在政治方面，为了分散政治权力和改进决策进程，1984年，国家民主和发展委员会设立了一个全国民主委员会，收集和整理人民关于如何最好地设计新的地方政府制度的意见。这些努力最终促成了1988年12月6日至1989年2月28日的地区选举。地方分权的计划是确保基层的发展和民众参与决策。这也是为了减缓青年从农村流向城市的数量和速度，为农村发展留住人才并创造资源。作为后续行动，国家住房和城市发展委员会设立了区、市和大都会议会。地区议会曾经(现在仍然)是该地区最高的政治和行政权力机构。

然而，国家民主和发展委员会行政当局被指控监督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例如，根据1989年3月28日生效的《报纸许可法》，政府禁止所有在12月31日政变前夕出现在报摊上的独立报纸出版。同样，根据1989年的《宗教团体(注册)法》，所有宗教团体必须申请官方批准才能运作。国家文化委员会是这方面的最终权威。在经济层面，尽管增加了国民生产总值并遏制了通货膨胀的增长，但经济复苏方案造成了高失业率和高昂的基本必需品费用。更重要的是，尽管罗林斯大声疾呼，革命的原则是正直和问责制，而且他是非洲最廉洁的领导人之一，但是有证据表明，国家民主和发展委员会政权存在腐败现象。

（作者为电子科技大学西非研究中心团队；执笔人：Enoch Amoah（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译者：杜莹，郑舒意（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西非漫谈】2020年第十三期，总第十四期）

中心简介：

电子科技大学西非研究中心成立于2017年4月，是由电子科技大学与加纳大学、加纳海岸角大学、加纳行政管理学院、加纳温尼巴教育大学、加纳发展大学共同筹建的特色研究中心。中心依托公共管理学院，由赵蜀蓉教授担任中心主任。

西非研究中心的成立，是电子科技大学践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电子科技大学构建国际化跨学科研究体系、打造新型高端“智库”的有益探索。中心将立足于电子科技大学学科与国际交流优势，着眼于西非国家发展的现实问题和需求，以留学生人才培养为基础，搭建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发布研究课题，开展联合研究，为我国及西非国家提供高水平智库服务。

中心的目标和任务：

西非研究中心将联合加纳5所高校成员单位、电子科技大学西非校友会和加纳中华工商总会，着力于打造集留学生人才培养基地、学术交流平台、西非研究智库为一体的“1 1 1”中非合作新模式，即：

1. 构建一个人才培养基地。中心将协助拓展来华留学生的西非生源，丰富电子科技大学本科、博士、硕士多层次留学生培养体系；开展西非海外干部培训、师资培训、定制化ICT与工程培训、学生暑期实践项目等，致力于构建集学历教育、在职培训、实训实践为一体的多元化、特色化的海外人才培训基地。

2. 搭建一个学术、文化交流平台。通过定期举办“西非论坛”等国际性学术会议、中非友谊·学术文化交流月，推广文化资源3D平台海外落地展项目、中国-西非国际产学研合作项目，中心将致力于搭建集学术、人文、科技等多领域的中非交流和合作平台，提高我国高校、企业在非影响力，提升文化软实力。

3. 建立一个西非研究智库。中心将结合成员单位的学科优势、研究特色，加强与加纳“伊曼尼政策教育中心”(全球智库排名113)、“统计、社会和经济研究院”(全球智库排名164)等西非智库组织合作，加强联合研究，发布、承接研究课题，为我国政府及西非国家提供政策咨询，并发展成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西非智库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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