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一种新的发展范式「范式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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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家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

发表于《China Economist》2015年第4期

摘要

工业文明导向下的经济发展引发的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推动了一种新的发展范式—生态文明—的形成和演进。本文对生态文明进行了溯源，阐述了生态文明的内涵和定位，指出生态文明不是对工业文明的否定，而是对工业文明的改造和提升。并对如何建设生态文明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

生态文明；工业文明

*作者邮箱：[email protected]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 陈洪波、王苒、庄贵阳、朱守先、李萌等参与了讨论。本文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AZD07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273275）资助。

工业革命以来，300年积累的人造物质财富，远远超过了此前人类创造物质资产的总和。显然，随着工业革命而产生、发展并形成的新的人类社会文明形态—工业文明，逐步取代了生产力低下的农业文明，人们的价值观念、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和制度体系，均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然而，人们在创造和享受高额物质财富的同时，生存环境恶化了，清新的空气被污染了，洁净的水源被污染了，重金属污染的土壤所生产的农产品有毒有害了，气候在变暖，资源在枯竭，生态在退化，贫富差距在加大。人们不得不反思：工业文明的发展范式可以持续吗？如果需要一个新的范式，那将是什么？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突飞猛进，工业文明的发展范式成为主流。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日益突出。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传统的、历史的、文化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和实践，得到传承、发扬和升华，推动着一种新的发展范式—生态文明—的形成和演进。

一、工业文明批判

工业革命的成功，使得以技术引领、效用为先、改造自然、财富积累、征服世界为特征的工业文明迅速统领世界，传统的农业文明被证明为落后，处于挨打的地位。但是，人们在对工业文明的认知和接受过程中，也不断面临各种困惑，在不断反思：工业文明是人类社会理想的社会文明形态吗？工业文明的一些根本性矛盾和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吗？

早在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处于先行引领地位的英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穆尔对于不断外延扩张的经济就表现出一种不认同。穆尔认为，技术和资本能够改变自然、征服自然，生产和积累不断增多的人造物质财富。但是，他也认识到，这些物质财富的生产和积累，需要占用和消耗自然资源，而这些自然资源也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有其自然的价值，需要保留。因而，他提出了“静态经济”的概念，并作为一种理想的经济形态（Mill ,1848）。在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下，人口数量保持大体稳定，经济总量和规模保持大致稳定，自然环境也保持基本稳定。穆尔所寻求的静态经济，并非是受制于资源约束，而是资源极限处在“无限的未来”（Indefinite Distance）。对于人口增长和资本积累，乃至于不断改善的生活方式，他认为没有理由期望成为一种无休无止的常态。这是因为，土地不仅是用以生产，也是生活空间和美丽自然的载体。在他看来，充裕的生活空间和自然景观十分重要，因为，“美丽自然的幽静和博大是思想和信念的摇篮，不仅惠及每一个人，而且于社会整体不可或缺”（Vol.2, p.331）。

进入20世纪60年代，工业文明导向下的经济发展引发的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迫使人们考虑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边界问题。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描述工业社会引以为傲的化学产品—农药的大量大范围使用可能使人类将面临一个没有鸟、蜜蜂和蝴蝶的世界。卡逊坚持自然的平衡是人类生存的主要力量。然而，工业文明社会里的化学家、生物学家和科学家坚信人类正稳稳地控制着大自然。梅多斯等人（1972）从自然资源的刚性约束的角度认为，经济增长已经抵达极限，需要“零增长”甚至“去增长”即负增长。英国经济学家皮尔斯从自然资源价值的角度，认为自然资源除了使用价值之外，还有其选择价值和存在价值。如果一味毁灭自然资源，我们将失去那些尚没有被市场认可使用价值的自然资源的选择价值和存在价值。如果说穆尔的“静态经济”具有哲学思考的话，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者戴利（1991）则创立了“稳态经济学”，从学理上论证了稳态经济旨在保持人口和能源与物质消费在一个稳定或有限波动的水平，即人口的出生率与死亡率相等，储蓄/投资与资产折旧相等。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1966)则明确认可地球的边界约束，提出地球只不过是茫茫太空中人类居住和生活的“宇宙飞船”，世界经济只能是有限空间的“宇宙飞船经济”。

自然科学家多从资源约束和影响来看待文明的变迁。美国电气工程师邓肯(2005)从人均化石能源消费需求数量的测算得出，工业文明的期望寿命只有100年时间。邓肯认为，当今社会处在一个电磁文明时代，离开了电力的供应，工业文明必将崩溃。由于电力依赖于化石能源的开采和燃烧，人均化石能源尤其是石油的消费已经到顶，到2030年，人均化石能源的供给将不足以支撑需求而终止工业文明。当然，他认为，如果有其他能源接替而且人口也能够得以稳定的话，人类文明可以得以延续。自然科学家戴蒙德(2005)分析了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的兴衰，考察了历史上消失的43种文明，无外乎有5大类原因，包括环境毁损（如毁林、水土流失）、气候变化、依赖远距离必需资源的贸易、因资源争夺引发的内外部冲突升级（战争和入侵）和对环境问题的社会反应。如果历史演变有其自然原因的话，工业文明使得人们在较短时期内将上述问题集中重叠出现。

英国哲学家罗素对工业文明的批判，不是源于对资源的约束，而是认为工业文明与人性背道而驰。在工业社会里，他并不认同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而是“工业文明与人性的斗争”。他认为工业主义过度浪费世界资源，人类最后的希望应该是科学发展(Scientific Outlook)。罗素关于工业文明对人性摧残的思想，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所继承1。他们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在“控制自然”观念基础上的科学技术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并且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异化消费现象时，要建立“易于生存的社会”来解决生态危机。此后，相继出现了经济和生态双重危机论、政治生态学理论、经济重建理论、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了系统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尽管生态马克思主义内部观点不尽一致，但他们都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为人类摆脱生态困境寻找出路。他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批判技术理性和异化消费，理想是建立一个人类自由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他们认为，工业文明下的经济理性只会使劳动者失去人性变成机器；只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只会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工具关系。生态马克思主义批判地吸收了环境主义、生态主义、生态伦理、后现代主义等生态理论，从意识形态的视角，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引导生态运动，为社会主义寻找新的出路。生态社会主义认为，生态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致力于生态原则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力图超越资本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构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模式。生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提升到“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认为生态恶化是资本主义固有的逻辑，因而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就在于粉碎这种逻辑本身。全球化加快了生态危机的转移和扩散,环境问题早已超过一国一地区而成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要解决，就必须取得共识；要取得共识，就必须公平；要公平，就必须改变现有不公平的、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操纵的国际秩序；要改变现有国际秩序，就只能发展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正是公平。

1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斯分别于1972年和1976年发表《自然的控制》（Leiss William.1972.The Domination of Nature .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inc; 1994,McGill-Queen University Press）和《满足的极限》(Leiss William. 1976. The Limit to Satisfaction . Toronto: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8, McGill-Queen University Press)。

从以上分析可见，西方学界从自然的、环境的、和哲学的，以及意识形态等不同的侧面，对工业文明的理性提出了质疑和批判，对工业化的弊端认识极其深刻。应该说，这些学者也提出了一些措施和方法，例如人类自觉选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零增长的静态或稳态经济，打碎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资本主义制度等。他们意识到，工业文明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一个阶段，由于其固有的特性，必然要走向终结。有的学者例如保罗·伯翰南在1971年发表的《超越文明》中甚至明确提出：“很明显我们站在了后文明的门槛上，当我们解决了今日面对的问题时，我们将要建设的社会和文化将会是一个以前从未见过的世界。它可能或多或少比我们已有的东西更文明，但它一定不会是我们已然了解的文明。”他虽然预见一个全新的文明形式即将到来，但没有指明这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文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也提到社会文明的变革，认为未来社会应该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场质的变革，应是一个经济效率、社会公正、生态和谐相统一的新型社会。但是，各种分析多是问题导向，只从一个侧面看问题，没有从发展范式上综合考虑分析。因而，上述各种解决方案，在工业文明的范式下，不可能得到全方位的实施。

二、生态文明溯源

所谓生态，指生物个体、种群、群落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存在状态，亦即自然生态，是一种自然属性的体现。而文明则更多的是一种人文属性。早在公元前100多年，《易经》就指出文明的真正发祥地是人体本身之内，《易经·乾卦》中有“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即在人体内的丹田中见到自身体内的龙，龙的出现，又会不断地增强体内的光明度，光明朗照内身国的内天下，同时也能透出身体，照耀和影响周围的人。“文”又与“明”相互作用推进，品质不断提升，光明朗照内天下（熊春锦，2010）。唐代孔颖达注疏《尚书》，将“文明”进一步解释为：“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经天纬地”意为改造自然，属物质文明；“照临四方”意为驱走愚昧，属精神文明。中国古代对文明的理解，显然有别于文化，后者多为人的内在素养的提升，而前者既有物质的成分，也有精神的成分，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

西方语言体系中，文明(civilization )的字面解释源于civilis , 即civil ,拉丁词根，civis , 意为市民, civilis ,意为城市。人集聚在一起，有一定的行为规范，文明就形成了。不论东方还是西方，文明的原本和载体都是人，没有人，自然就没有文明。文明具有开化之意，相对于愚昧而言，形成一种对比。但是，东方语境的文明，更注重人的内在的东西和人的能力的提升，而西方语境的文明，更侧重于人的外在的东西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社会集合体。

然而，人类文明的产生，是与自然交融的结果，不可能有超越自然的文明。一些具有地域特征的文明，例如玛雅文明、古埃及文明、五千年传承不间断的中华文明，是人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与地域特征相适应的一种自然、物质和精神的总和。而以特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为特征的文明演化，则多具有技术内涵。例如生产力低下的以游猎采摘为生产方式的原始文明和以利用自然进行自主生产的农耕文明。

20世纪中期，随着西方工业化国家一系列严重环境污染事件的爆发，人们开始反思工业化弊端，关注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从1962年《寂静的春天》的出版，1972年《增长的极限》的发表和瑞典斯德哥尔摩 “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再到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和2002年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的召开等等，国际社会一直在寻求一种有别于传统工业化的模式，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尽管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和国际政治层面，但是，所有这些并没有从社会文明形式的高度来思考发展范式问题。从现有文献看，西方最早将生态文明作为后工业文明的一种社会文明形态的是1995年美国学者罗伊·莫里森（1995），但他更多的是从民主政治的视角考虑。

在我国，生态文明的概念最早由农业经济学家叶谦吉于1984年提出，从生态学和生态哲学的视角来界定生态文明。如果说科学意义上的自然生态学源自于西方的话，那么，哲学意义上的人文生态学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与传承。早在2500多年前，道家鼻祖老子在《道德经》中2就从哲学的高度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即“人们依据于大地而生活劳作，繁衍生息；大地依据于上天而寒暑交替，化育万物；上天依据于大“道”而运行变化，排列时序；大“道”则依据自然之性，顺其自然而成其所以然。3”显然，老子所阐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准则。其关键在于对于“法”的理解。“效法于”是其一，但是，其更丰富的内涵还包括“取决于”、“依赖于”、“遵从于”等。人的生存与发展依赖、取决于大地的生产；而大地“母亲”的生产则依赖、取决于“天”即四季雨水风光；而“天”的运行又取决、顺从于“道”即自然法则、规律；“道”遵从于“自然”，也就是“原本”或自然而然。说到底，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工业文明的改造和主宰自然，而是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随后，庄子进一步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对这一体系，季羡林解释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合，就是互相理解，结成友谊，认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这一思想与西方以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征服自然、掠夺自然形成鲜明对照。

2老子（约前571年—前471年），姓李名耳，字伯阳。《道德经•道经》（第二十五章）。

3中国文明网，国学堂（国学经典•一日一句）。ht t p://ww.wenming.cn, 2010-01-07。

数千年来，中国的农耕文明传承“天人合一”的生态文明的理念，顺应自然，休养生息，发展经济，在世界发展历史上曾几度创造辉煌，虽天灾人祸，但文明得以传承，延续世界文明发展。在工业文明诞生后，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冲击和打压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实践难以抵挡具有强大改造自然能力的工业发展。中国20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70年代的“农业学大寨”，以农耕文明的方式，效仿工业文明的行为，笃信人定胜天，破坏自然环境，引起水土流失、资源退化、生态失衡。中国20世纪80年代所开始的生态文明讨论和生态经济学研究实际上针对的还是生态退化，而不是环境污染和资源尤其是化石能源枯竭。由于没有工业化产生的高能耗和高污染，生态退化是可逆的。

进入21世纪，中国的快速、大规模工业化进程，已然超出了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中国商品能源消耗总量在1980年只有6.5亿吨标准煤，到2013年，已经达到37.5亿吨。1992年，中国还是原油净出口国，2013年，中国进口石油超过3.2亿吨，进口煤炭3.3亿吨。中国大面积雾霾、河流湖泊污染、土壤重金属毒化、北方地下水超采、南方大量优质耕地资源被占，用以不可逆工业和城市开发。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农业生产格局是南粮北调，现在已变成（东）北米南运。

亦步亦趋的工业化，物质财富快速增长，但生态失衡出现了质的突变。因而，生态文明重新提上议事日程，并放在突出地位。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生态文明的建设任务，推进了理论界对生态文明广泛深入的研究。

三、生态文明内涵

从字面上理解，生态与文明是自然属性与人文属性的集合，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之所以将生态文明的界定追溯到古代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原因就在于需要理解并界定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直接和最根本的是价值观问题：如何看待自然。东方先贤的“天人合一”观，强调人与自然一体，人是大地“母亲”的一部分，必须尊重和顺应自然。人不是自然的主宰，不应该去改造和征服自然，人与自然是平等的、和谐的；对待自然，人需要理性、公正。人们所追求的，并非是非自然的物质财富的无限积累，而是要认同并尊重自然的价值。如果说尊重和顺应自然是一种生态公正的话，天人合一的价值观还包括社会公正，即对人的权利的尊重和对自然资源收益的公正分享。生态公正和社会公正相辅相成，构成生态文明的价值基础。一般狭义的、文化理念上的理解，多限于价值理念，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一员，在思想观念上，人要尊重自然，公平对待自然；在行为准则上，人的一切活动要充分尊重自然规律，寻求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广义的生态文明不仅包括尊重自然、与自然同存共荣的价值观，也包括在这种价值观指导下形成的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即制度体系，构成一种社会文明形态，是“人与自然和谐共进、生产力高度发达、人文全面发展、社会持续繁荣”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

在生产方式上，不是一种从资源经过生产过程到产品和废弃物的线性模式，而是以生态理性为前提，寻求物质产出的效率，而非简单的产出最大化的效益。这就要求摈弃低效粗放的掠夺和破坏自然的生产方式，以资源高效利用和最低环境影响的方式从事生产，实现一种从原料经过生产过程到产品和原料的生产模式。在消费方式上，不是以追求占有、奢华和浪费的生活为目的，而是以绿色、节约、健康、理性和品质的方式进行生活。满足人的基本物质需求是有限的，但是人的欲望具有无穷尽的一面。生态文明的生活方式，并非是要节衣缩食，退回到农耕文明时代的原始生活，而是在保障基本的物质需求的基础上，抑制不必要的物质占有和消费欲望。由于生活方式决定的需求反作用于生产方式，因而，生态文明的生活和消费方式是生态文明的伦理价值的具体体现和反映。

在最终目标上，追求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生活品质保障。当代的生态文明，并不是2000多年以前的被动的顺应自然，而是在现代科学技术和对自然的认知水平上的天人合一。自然的美丽和博大不仅是思想的摇篮，也是生活品质的必要元素。美丽自然也并不是要经济的萎缩和社会的凋零，相反，维系自然的美丽也需要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天人合一，是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一体的理想境界。

在制度体系构建上，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尊重和保护自然、促进社会公正、规范生产和生活方式、保障人文发展的体制机制。价值观需要制度的规范和引领。生态文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形成和发展，也必须要有系统的体制机制约束和导向。人的发展和生活品质，同样需要相应的标准、规则和法律体系构架。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的构建，不仅是工业化进程的产物，也是工业化进程顺利推进的保障。如果没有市场体系的建立和法制规范的完善，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不可能那样高效和有序。

从以上讨论可见，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发展范式，其核心要素是公正、高效、和谐和人文发展。公正，就是要尊重自然权益实现生态公正，保障人的权益实现社会公正；高效，就是要寻求自然生态系统具有平衡生产力的生态效率，经济生产系统具有低投入、无污染、高产出的经济效率，以及人类社会体系制度规范、完善、运行平稳的社会效率；和谐，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包容互利，以及生产与消费、经济与社会、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平衡协调；人文发展，指标主要包括生活的尊严、品质和健康。各个要素之间也是互相关联的：公正是生态文明的必要基础，效率是生态文明的实现手段，和谐是生态文明的外在表现，人文发展是生态文明的终极目标。

四、生态文明的定位

中国对于生态文明的认知，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和明确的过程。首先，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体系中，生态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是较晚出现的新名词。中共“十七大”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促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被赋予了与其他文明同等重要的地位4。以往，人们对生态文明的理解是一种具体意义上的理解，多限于自然保护、资源节约和污染控制。正如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之后所指出的：“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4 余谋昌.生态文明是人类的第四文明[J]，绿叶，2006（11）；赵建军．建设生态文明是时代的要求[N]．光明日报，2007-08-07．

从这一意义上讲，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社会文化、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并列，共同构成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建设格局5。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它们之间相辅相成，不可偏废。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的重要基础；建设生态文明，也需要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为重要条件。更重要的是，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均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需要将生态文明融入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也有人认为，生态文明是传统文化的发扬。许多学者从儒释道和佛教中探究生态文明的文化渊源，认为儒释道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任俊华，2008；张敏，2011；康宇，2009）。“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尊重自然、兼爱万物，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等价值取向，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对于建设当代生态文化体系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发展范式，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因而生态文明不仅仅是一种价值观，更是一种体现价值观、固化价值观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社会文明形态，其中必然包含与之相适应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内容。生态文明

既包含生态经济、绿色循环技术、工具、手段和成果、生态福利等物质文明的内容，也包含生态公正、生态义务、生态意识、法律、制度、政策等精神文明的内容, 还包含生态民主等政治文明的内容。从此意义上看，生态文明具有统领性和整体性。这就意味着，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果以技术特征作为衡量指标，生态文明是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的新阶段6。从时间进程上看，原始文明约在石器时代，人们必须依赖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物质生产活动主要靠简单的采集渔猎，为时上百万年。农业文明时期，铁器使人改变自然的能力产生了质的飞跃，为时一万年。工业文明是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启的人类现代化社会，为时三百年，其资源消耗的方式和对环境的破坏，表明这一社会文明形态不可能像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那样长期持续，因而呼唤一种新的社会发展范式或文明形态。但是，从社会形态的角度看，生态文明与以生产关系作为衡量指标的奴隶文明、封建（中世纪）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等社会文明形态似有不同，强调人类共同的未来。

5胡锦涛.中共十八大报告，2012.

6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很多，代表性的有：俞可平．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4）；李红卫．生态文明—— 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J]．社会主义研究，2006(6)：114-117；王治河．中国和谐主义与后现代生态文明的建构[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6)6；陈瑞清.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J].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 2007(2).

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从概念上看，绿色经济是以绿色发展为导向和测度，以维护人类生存环境，减少和消除污染、保护生态系统、推进能源可持续利用以及有益于人体健康为特征的生产与消费经济体系。循环经济指在人与自然的大系统内，在资源开采、产品加工、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通过减量、再生和再利用，使依赖资源消耗的线性增长的传统经济，转变为具有一定封闭循环特征的经济体系。低碳经济是指碳生产力和人文发展均达到一定水平的一种经济形态，旨在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地表温升与工业革命前相比不超过2℃的全球共同愿景。生态经济则是利用生态学原理，通过生态设计和工程技术手段来满足人类社会发展需要而又能够维系生态平衡的经济体系。可见，这几个概念都是从某一个方面来强调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实现可持续发展。而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形态，是从总体上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生态经济都是从某一方面建设生态文明的途径和手段（黄顺基，刘宗超，1994；张凯，2003；刘湘溶，2009；许崇正、焦未然，2009）。

作为一种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具有统领性、整体性、多元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等鲜明的特征。任何社会文明形态，都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都具有统领地位和整体性特征。超越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建设的其他内容，例如物质文明，不具有统领地位，处在生态文明规定下的从属地位。生态文明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物质文明的基础之上，并对物质文明加以引领和约束。不仅如此，在任何文明形态下，所涵盖的内容十分全面，而这些内容并不是零散的、互不关联的，而是一个整体。但是，生态文明的整体性更多地涵盖了自然生态的内容，将生态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并列，两者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而工业文明只是将自然系统作为被利用被改造的对象。

生态文明与其他文明形态一样，具有多元和包容性。生态文明并不是对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简单否定，而是一种改造和提升，包容吸纳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科学内容。生态文明最鲜明的个性特征是可持续性。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存在不可持续的问题，对生态退化、环境污染视而不顾、束手无策。生态文明强调和谐绿色，尊重自然，不仅保障自然生态的可持续，而且要求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

五、对工业文明的否定

前面已经提到，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源于中国古代哲学和生产实践的发展范式，具有多元性和包容性。社会文明形态的形成、发育和演替过程是渐进的，不同的文明形态会融合、重叠与交织。也就是说，人类社会每一个阶段，常常有几种文明形态共存，相互汲取，又相互竞争，在此过程中，有一种文明形态逐渐占据优势地位，形成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的发展范式。人类文明演进的历程表明，在社会的一定阶段, 总有一种文明形态起着主导作用, 其他形态居次要地位。

如果说工业文明自身的局限和弊端呼唤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是否意味着工业文明的全部要素需要被否定或取代呢？源于工业革命发展和形成的工业文明诞生于农业文明的环境，由于科技创新、化石能源利用和生产工具的巨大改进，工业文明使人类在利用资源方面摆脱了农业文明时期敬畏自然、“听天由命”的“必然王国”。以化石能源为动力的工业化进程，快速大幅提升了社会生产力，创造出人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巨额的物质财富，并从根本上变革了农业文明的观念认识、文化形态、生产生活方式，并在制度上加以强化和固化，实现了社会发展范式的重大转变，使得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环境、社会结构和人的生存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以敬畏自然、生产力和城市化水平低下、自给自足、生活节俭等为特征的农业文明逐步为社会所放弃，取而代之的是以功利主义为价值基础，以技术创新为引领、以与征服自然、获取资源、高额消费相应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结构为特征的工业文明，成为工业社会的主导文明形态。

然而，功利主义和拜物教的价值观，化石能源的有限性，从原料到产品到废弃物的线性生产方式，以及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追求奢华浪费的病态消费方式，使工业文明陷入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退化和社会矛盾的一个危机四伏的困境，工业文明难以为继，一种新的、可持续繁荣的发展范式，也就在孕育之中了。认识工业文明的极限和弊端，反思工业文明的价值观以及因此而塑造工业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改进工业文明的制度体系，客观上需要一种全新的发展范式。尽管农耕文明的一些要素如敬畏自然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人类文明的演化，不可能也不必要退回到“刀耕火种”的物质极度匮乏的农耕社会文明形态。用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和制度要求对工业文明进行改造和提升，也就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文明形态或发展范式。这种文明的演进历程，意味着生态文明对工业文明不是一种简单的否定或替代，而是一种“嫁接”和“扬弃”。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继承和发展工业文明的科技成果和管理手段，吸收工业文明中某些制度和机制中激励创新、保障效率的合理成分，摈弃工业文明的价值观，改进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认可并实现生态文明的发展范式，是否意味着要终止或废除工业化？这是一种误解。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取得长足进展，但是，工业化水平尚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发展水平仍显低下。一方面，生态文明并不是要束缚生产力，不是要打压和终止发展。另一方面，工业文明的发展范式已经难以为继，不可持续，必须转型。工业化解放生产力、创造和积累社会物质财富，不仅不应否定，而且还必须继续。但是，我们要继续的，不是传统的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率的工业化，而是环境友善的、高品质的、可持续的工业化。这就需要利用生态文明的发展范式改造、提升和重塑工业化。由于文明发育是一个进程，发展范式的转变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要等到工业化完成之后才能启动，相反，要尽早塑造并强化生态文明的价值观，改进生产生活方式，消除工业文明的弊端，避免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陷于不可持续的境地。

如果说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是两种不同的发展范式，两者的区别何在呢？首先是价值理念或伦理基础。英国工业革命初期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领军思想家休谟7在《人性论》中从道德情感层面构建了功利主义，随后英格兰思想家边沁8感觉到了功利主义的强烈说服力，提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即“最大幸福原则”。哲学家、经济学家穆尔（1861）在他晚年写的《功利主义》中认为人类有为别人的福利而牺牲自己的最大福利的能力，如果是不能增加幸福总量或没有增加幸福总量的牺牲，不过是白费。他强调功利主义在行为上的标准的幸福，并非行为者一己的幸福，而是与此有关系的一切人的幸福。当你待人就像你期待他人待你一样，当你爱邻人就像爱自己一样，那么，功利主义的道德观就达到理想的状态。显然，幸福是物质的、现实的，如果环境或资源中的一些成分不能带来幸福，就没有效用。而且，效用又是通过市场来实现的。如果没有市场价值，或市场价值较小，就需要让位于有效用或效用较高的用途。生态文明的伦理基础沿袭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寻求生态公正和社会公正。人是自然的一分子，不能为了自己的幸福而破坏自然。尽管功利主义讲个人集合体—社会的最大幸福，但是，并没有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公平。一些科学家的思想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科学的方式演绎分析，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以此为学理依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仅忽略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甚至被种族主义者用来推行种族歧视政策。

7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年）是苏格兰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被视为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以及西方哲学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8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年）是英国法理学家、功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者。

从目标选择上，工业文明的发展范式寻求利润最大化、财富积累最大化、效用最大化，导致全社会对GDP的膜拜，对利益的追逐。而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发展范式，目标在于人与自然和谐、环境可持续和社会繁荣，并不计较货币收益和物质资产的积累。实际上，生态文明更注重自然资产，不用维护投入，自然保值增值，而人造资产却需要大量维护成本而且不断折旧贬值。

从能源基础上看，工业文明依赖于化石能源，而生态文明强调可持续，寻求可持续能源转型。当然，生态文明发展范式的能源生产与消费，不是返回农业文明下的对可再生能源的低效、低品质利用，而是为高效高品质的商品能源服务。工业文明不认可或忽略发展的边界，可以不断外延扩张，不存在资源的刚性约束。生态文明的范式明确认可存在自然的极限，遵循刚性约束。

从生产和生活方式上看，工业文明下的粗放的原料—生产过程—产品加废料的线性模式与生态文明下的高效的原料—生产过程—产品加原料的循环模式形成鲜明对照。工业文明下的消费，是占有型、浪费型的高额消费，而生态文明下的消费，是低碳、品质、健康的理性消费。

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的这些不同，正是需要对工业文明加以改造和提升的地方。而工业文明的许多优势，生态文明不仅要继承，而且还要进一步发展。例如工业文明的创新和技术引领，生态文明当然需要。但是，对于技术，生态文明的发展范式要加以甄别。对于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的技术，需要鼓励；对于一些破坏自然浪费资源的技术，例如攀比大楼高度的技术，就需要加以限制甚至禁止。功利主义原则下的工业文明的制度体系，例如民主、法制、市场机制，可以直接移植或嫁接到生态文明的发展范式。但是，生态文明的范式也有着自身特有的制度内容，例如生态补偿、生态红线、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评估和考核等。

六、生态文明建设

在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和批评中，绿色发展和环境保护也在实践中不断推进。在国内政治层面，一些国家在绿色生态思潮的推动下，在政治和社会文化领域兴起了生态运动。1972年5月，新西兰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全国性绿党—价值党。1980年，德国成立了有明确政治纲领的“绿党”，明确提出生态社会主义的口号。此后，绿党在工业化国家不断发展壮大，曾在西方近20个国家的议会中拥有议席，一些绿党还取得过执政地位。20世纪9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明确提出了“红色绿党”的新概念，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等主张，形成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和政治纲领。

由于环境和可持续关乎人类共同未来，而且环境与发展存在明确关联，可持续发展在国际政治层面成为一项越来越重要的议题。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第一次环境会议，寻求解决人居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的方策。环境问题敲响了警钟，也推进了对工业文明下发展范式的思考和批判。20世纪80年代中期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交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第一次界定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社会公平、经济效率和环境可持续。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环境与发展会议，提出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21世纪议程》，签署了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国际公约，将全球环境保护纳入了国际法制轨道。

2000年，联合国制定千年目标，旨在消除贫困和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资源供给。201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可持续发展峰会，绿色转型成为核心议题，不仅要与贫困宣战，还明确要求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将可持续生产和消费以及制度保障等纳入目标范围。这些国际进程，应该说对中国的环境保护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针对的是出于国内发展转型的迫切需要和对全球生态安全的负责任。

中国工业化进程起步较晚。工业革命后中国也学习西方，引进了一些技术建立了一些产业。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由于中华传统文明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和影响，中国的工业化带有很大的被动色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处于相对落后的农业国地位，解决温饱问题成为首要挑战，对自然的破坏还是传统的、可逆的。因而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没有作为重要关注日程。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三步走”战略。20世纪末已经实现前两步目标，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为1980年的5.5倍，超过了“翻两番”的目标，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

从收入上看，按世界银行分类标准，2013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超过6000美元，逼近中上等收入水平。但是，第三步目标的实现，不仅是“全国人均”概念，更需要社会收入的相对公平。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的3.13倍。城乡差距、贫富悬殊和地区差异客观上呼唤着消除收入鸿沟，实现共同富裕。

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看，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也到了经济社会转型的关口。根据人均收入和经济结构的数据分析，2010年，北京、上海、天津已经步入后工业化阶段；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的一些省份已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2013年，我国钢材产量达到8.83亿吨，水泥20.9亿吨，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位居世界第一，超过美国的20％，超过欧盟27国总量的50%。原油对外依存度超过55%，铁矿石进口达6.86亿吨。这些数据表明，不论是从资源还是从市场角度来看，我国原材料工业和制造业的数量扩张空间十分有限。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必须转型。工业化助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但以利润导向、破坏环境、忽略公平和浪费资源为特征的工业文明显然不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

2013年，我国城市人口已达7.2亿，占全国总人口的53.73%。这就意味着，我国在总体上已步入城市社会时代。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仍将继续，可望在2030年达到70%左右，城镇人口超过10亿。如果我们追随发达国家的城市生产和消费格局，资源环境不可能支撑城市发展方面简单的规模扩张。全球绿色增长、可持续发展潮流汹涌。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不仅要保障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还要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做贡献。

从当前的工业化阶段、城镇化水平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严峻挑战，严重制约着我们第三步目标的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可能也不应该全盘套用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而是要在充分汲取工业文明的科学合理内容基础上，以生态文明推进中国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

因而，中国生态文明的提出，是在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工业化弊端开始凸显的时候。进入21世纪，中国明确提出建设小康社会，将生态建设作为一项目标纳入决策议程，但是，并没有提升到社会文明形态的高度。2002年，中共十六大把建设生态良好的文明社会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之一，提出“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2005年，胡锦涛在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提出 “完善促进生态建设的法律和政策体系，制定全国生态保护规划，在全社会大力进行生态文明教育”。

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开，胡锦涛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增强发展协调性、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强文化建设、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建设生态文明。胡锦涛进一步明确提出了生态文明的主要目标是：“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2008年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又提出：“贯彻落实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必须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

通过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为人民群众提供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质、肥沃的土地、优美的环境；增强发展协调性、推动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强化生态民主建设，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加强生态文化建设，提高全民族生态文明素质，推动人文全面发展；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实现生态公正，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缩小贫富差距、推动区域平衡发展。

提高生态效率，增强国家经济技术竞争力。以清洁能源技术、资源循环利用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新的产业和科技革命浪潮已经到来，以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和减少环境污染为核心的生态效率，将是未来国际产业竞争的制高点。要构建结构优化、生态高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产业体系，开拓生态型新兴产业，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强以提高生态效率为核心的自主创新能力，在清洁能源、循环经济和环境保护技术和产业上形成核心竞争力，引领国际技术发展潮流；建立完善生态经济发展的经济制度、体制机制和市场体系。

加强生态安全，保障国家非传统安全。以能源安全、资源安全、环境安全为主要内容的非传统安全已经上升为国家安全的主要方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有力措施。要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发展循环经济，推行资源综合利用，保障水资源、国土资源、矿产资源供给安全；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强化环境治理，保障环境安全。

贯彻生态公正原则，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调整收入分配。保障生态公正，使人民享有生态民主、生态福利和生态义务，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要优化落实生态功能区划，突出区域生态特色，优化产业合理布局，加强区域间生态经济联系；推行生态定价，实施生态补偿，建立能反映生态稀缺性的市场机制，缩小区域间、群体间由于生态功能差异导致的发展差距和贫富不均；实行政府生态采购，利用公共财政，引导生态保护和建设。

强化生态文化建设，倡导理性消费，增强国家软实力。要倡导生态伦理，普及生态意识，将生态意识上升为民族意识、主流思潮和时尚观念，形成关注生态、保护生态、理性消费的风潮；丰富生态文化建设内涵，挖掘传统生态文化，结合生态文明建设需求，构建系统的中国特色的生态文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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