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电力发展历程解析「中国电改历史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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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电力系统起步偏弱。

“九五”时期，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电力装机容量愈发不匹配，能源资源的分布不均成为掣肘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九五”期间广东省电力装机容量年均增长8.4%，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3%，电力装机容量的增长长期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同时广东还承担向港澳和湖南部分地区供电的任务，LZXD等措施从应急措施变为经常手段。彼时国家电力发展从“大力发展水电、积极发展火电”转为“实行火电和水电并举”，积极发展电网，多家办电，多渠道筹资办电的方针。广东省推行 “以电养电” 政策, 广开投资渠道, 大力发展电力，其中，企业和地方上马的5万千瓦以下的小机组占到总装机容量的41%，使广东的电力工业得到了高速发展。

电力TZGG一直在路上。

为推动电力建设快速发展，国家按照Z企分开的要求于1998年撤销原电力工业部，成立国家电力公司，原电力部相关管理职能移交国家经贸委和中电联。同年颁布了《国家经贸委关于深化电力工业TZGG有关问题的意见》，意见提出了“厂网分开”“Z企分开、省为实体”“加快实施全国电网联网，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意见的第二条强化了省级电力公司为实体的GG，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也带来了“省为壁垒”的发展现实。

2000年BD河会议朱提出在贵州、云南建设1000万千瓦发电机组，送往广东省，是为超高压输电发展的肇始。导致后来“5 2”发展格局的一个诱因即为“二滩弃水”事件，位于四川攀枝花市雅砻江下游的二滩水电站是我国在20世纪建成的最大水电项目，但从首台机组并网发电起，二滩电站就遭遇“卖电难”。二滩事件说明了我国电力需要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配置，实践也终结了“一张网”“多张网”的争论。

2002年GWY正式批准发布了《电力TZGG方案》，即为著名的5号文。方案提出“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健全电价机制、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电力发展、推进全国联网，构建ZF监督下的Z企分开、公平竞争、开放有序、健康发展的电力市场体系”。同年拆分国家电力公司成立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以及国电、华电、大唐、中电投、华能等五家发电公司。

从缺D走向供需基本平衡。

2002年夏季，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的电力供给不足问题十分严峻，西电东送掩盖了装机容量不足的问题。

03年的非典并没有导致电力需求减少，而是缺D问题波及全国20个省市。次年形势更为严峻，共24个省级电网出现电力短缺问题。2003-2004两年间，发电装机容量增速下降，叠加重工业及高耗能产业的爆发式增长，一度导致全国较大范围的非故障停电。这次缺D也导致了从03至05年的火电建设高峰期。

由于“十五”期间对电力发展的预估不足（2003年以前，火电行业经历了一轮供应过剩），其时对电力发展的主要认识是“第二产业用电比重减小，第三产业和居民生活用电比重相应提高；工业内部高耗电行业（冶金、化工、建材等）和传统行业（纺织、煤炭等）用电比重减小，低电耗、高附加值产业的用电比重相应提高”，而实际上全国工业用电增长远超预期，导致大的电力缺口——在中国装机容量增长了三倍的情况下依然产生电力短缺。

彼时“厂网分开”使得“重发轻输不管用”的局面一度改观。一般认为“十一五”以及此前一段时期为电源建设优先阶段。

2011年，由于“十一五”末的能耗压力导致开年之后工业负荷快速爬升，而火电企业的成本压力得不到纾解，导致一定程度的电力短缺。次年煤炭价格步入下行区间，电力供应偏紧的态势才得以扭转。从2012年开始，我国的电力供应一直处于松平衡略有过剩状态。截止“十二五”末我国“电力供应由总体平衡、局部偏紧的状态逐步转向相对宽松、局部过剩”（摘自《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正式转向电网建设优先阶段，电网投资比例提高，输电线路工程得到快速的发展。2013年起，电网基建投资完成额首次超过电源基建投资完成额，根据能源局的公开数据，电网基建与电源基建的投资额差距将越拉越大。

2015年国家能源局在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根据电力发展的规律发布了《配电网建设改造行动计划（2015—2020年》，意味着“十三五”时期是配网优先阶段。“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2016年至2019年的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分别为 4.9%、6.6% 、8.5%和4.5%；从电力消费端看，第二产业是电力消费的主要动力，但其比重总体呈现下降趋势，第三产业和居民生活用电比重逐渐上升。火力发电开机率在2016年创下历史新低，以至于电力行业普遍有产业结构升级，电力需求将持续平稳的判断。

从2018年起，受三去一降一补，以及外贸形势出现重大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理论上电力需求应不至增长。但从二季度起，各地方出现不同程度的供应缺口。

2020年我国人均用电量仅为OECD国家2015年的68%；此外电力占终端能源的比例持续提高是未来能源系统发展的重要趋势，可再生能源加快发展，进一步凸显电力在能源供应和消费中的重要地位，长期看，电源建设和电网建设（特别是配电网建设）还有较大发展空间。

从煤电联动到放开两端。

煤价高企，电厂亏损；煤价下跌，矿场亏损，二者螺旋博弈多年。2004年，国家启动煤电联动Z策，规定不少于6个月为一个周期，适时调整电价。2005年第二次煤电联动，2008年第三次和第四次煤电联动。2012年国家发布《关于深化电煤市场化GG的指导意见》，进一步疏解煤电企业的压力。2020年1月1日起国家正式取消煤电价格联动机制，要求推进市场化电价形成机制。

煤炭是“市场煤”，电价则是在FGW指导下的“计划电”。电力供应是重要的民生，常年在北上广深的朋友没有缺D的体验，但可以设想一下断网的折磨。作为最大的公共产品之一，电价自然不能简单地交给市场。9号文提出“管住中间、放开两头”，还原电力“商品”属性，让市场化的电价反映供需关系和成本变化，但Z策总体上仍是以降电费为主，煤炭价格上涨无法转嫁，这也是本轮X电下电价GG的尴尬之处。

我国目前仍是以化石能源为主导的电力结构体系，特别是煤电作为我国现阶段电力供应的主体电源，虽然装机规模已降至50%以下，但燃料储量丰富、稳定性强、经济性高，发电量占比超过70%，并担负着应急保障和调峰的重任。技术上，煤电具备干“脏活”“累活”的潜力——火电需承担旋转备用（备用率约20%）和适应系统负荷变化而调整出力等作用。18亿千瓦装机容量和10亿千瓦燃煤发电量是稳定电力系统的重要保证。即便燃煤发电占比降到和德国等欧洲国家一个水平，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忽视的是德国的高电价（预计2022年德国民众年承担的可再生能源附加费即达到680亿欧元），我国尚无负担如此高电价的本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