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写给水电的情书作文「纸条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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哐镗哐镗的声响一遍一遍撞击着耳膜，火车轮轨经过轮缝，当时的大多数国铁干线，尚未施行钢轨无缝化处理，老式接缝轨道带来的颠簸，从每一个乘客的神经上碾过。1991年，贵阳开往北京的绿皮火车上，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好不容易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寻得座位，他把帆布单肩包放在腿上，双手环住， 包里是这趟三天两夜车程中必不可少的干粮，以及这次去天津发电设备厂做设备谈判的技术文件。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贵州电力发展迎来了第一个高峰期，短短七年间，装机容量增长了将近100万千瓦，贵州电网成为当时全国12个装机超百万千瓦的电网之一，短时的电力富余，带动了贵州经济的发展，也造成了贵州电力发展的停滞，接下来六年的时间，贵州电网再无新机投产。1985年起，贵州开始缺电，1988年元旦，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到贵州电力企业视察，要求加快电力项目建设，缓解全省电力紧张局面，同年底，贵州省电力局与安顺地区行署联合复建普定电站。

1991年，我的爷爷独身一人坐着火车，前往北京，又辗转去到天津，在那里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机组选型和设备谈判。1992年，爷爷作为施工建设单位指挥部总工，正式参与到普定电站的建设，负责机电安装和土建协调的工作。

90年代的建设现场有着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营地距离最近的施工现场有三四公里，但是单位只有两辆解放牌汽车作为交通工具，爷爷让车辆把全部运力投入到接送施工人员上，每天带领指挥部的技术员和贵勘院的专家步行到现场查看情况、指导工作。现场尘土纷嚣，灰黄的滤镜前面猎猎飘扬着各式口号的彩旗。施工的围栏前，没有桌子，就把图纸铺在地上，抱在怀中，没有办公室，技术人员就地展开讨论研究，或蹲或站或席地而坐或倚在墙角，一呆就是一整天。

90年代的爷爷也有着难以想象的吃苦耐劳精神。黑夜的黑把白天的喧闹抽成真空，办公楼里的白炽灯点亮了加班加点的征程。彼时的爷爷是指挥部里唯一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制定计划、整理技术要点的任务都落在了他的身上，进度计划、技术文件被一一摊开，摆在办公桌上，点点画画间，垫在桌上的硬玻璃板沙沙作响，挂在一旁的工作服上，熠熠的党徽闪亮。

当时的我还没到幼儿园的年纪，就被接到普定住了一年的时间，记忆中除了吃饭的时间，我都是看不到爷爷的。爷爷的老家在浙江杭州，他在那里长大，随着三线建设来到贵州，那时几乎不识辣椒为何物，到了西电东送的年代，已经和贵州、湖南、四川的施工队伍打成一片，无辣不欢，把毛主席“不吃辣椒不革命”的口头禅挂在嘴边，被单位同事调侃完全摒弃了江南书香门第的温和气质，变得大开大合、大刀阔斧起来。

在普定，就是这样一个大刀阔斧的男人，从土建到机电，从坝肩到坝面，用现在的话说，一路火花带闪电，和14个单位，214名科研人员，无数的施工人员，一起干出了我国首座碾压混凝土拱坝——普定坝，这是“八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的结晶，经过质量检测和挡水运行考验，普定坝总体质量远高于国外同期建设的碾压混凝土拱坝，在许多力学指标及物理性能上不亚于或优于我国同期建设的常态混凝土坝，普定坝泄洪对下游冲刷很小，证明普定坝采用的消能工效果良好，可供同类工程参考。

爷爷是一个平凡的共产党员，他在自己的专业上度过了整个职业生涯，不求显达、甘于寂苦、不忘初心、践行使命，常常把“爱岗敬业、奉献社会”挂在嘴边，即使已是退休二十余年，仍然关心着国家能源事业，每每碰到我聊起现在从事的光伏电站建设，总是津津有味，怎么听也听不够；爷爷是一个典型的理工男，常年的电力工作让他把对数字的敬畏刻在了骨子里，印象最深刻的两件事，一件是在描述一条街道路线的时候，他会说从哪儿到哪儿，沿途经过多少根电杆就到了，另一件是随口聊到天气冷暖，他居然分毫不差说出了多年当季平均气温，然后提醒人添衣防寒。他让我看到理工男的严谨认真，也让我看到理工男刻板机械背后透着的温柔可爱；爷爷也是一个典型的水电人，自上世纪50年代参加工作，参与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施工、制造的水电站——北京官厅水电站之后,就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水电事业，先后参与了丰满、水丰、上犹江、丹江口、西津、乌江渡、东江、五强溪和三峡等二十余座水电站的建设。

面对汹涌湍急的江河，他用履带与山坡抗衡，用钻头和岩层较劲，用铲斗与硬石共振，用他的青春，和日日夜夜的奋斗，征战于洪荒旷野，奏出最让人血脉贲张的交响曲。爷爷是大山深处的演奏高手，也是大峡谷里的丹青妙笔，他不知疲倦，饱含憧憬，以精彩的构图，秀美的线条，明快的色调，娴熟的技能，梳千头理万绪，勾明月勒山川，在大江大河间大块着色，大笔写意，用毕生的实践，完成了一封写给水电的情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