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闸限电对电力股的影响「拉闸限电对电力行业」

今天带来拉闸限电对电力股的影响「拉闸限电对电力行业」，关于拉闸限电对电力股的影响「拉闸限电对电力行业」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近日，拉闸限电席卷多地。为何多个省份出现了拉闸限电、限产的现象？这一现象将会持续多久？如何解决拉闸限电这一问题？双碳目标之下，如何在稳妥处理经济稳定增长、降低能耗、保能源安全等多个目标中寻求平衡点？围绕这些问题，新京报贝壳财经邀请多位能源领域专家详解拉闸限电背后的根源和影响。

三位专家均表示，拉闸限电限产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电力供需的问题；二是能耗双控政策的影响。其中，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主要从需求侧角度进行了阐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一带一路能源贸易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董秀成则与之对应，从供给侧角度进行了分析。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管理学院院长丁日佳则表示，随着多个政府部门紧密合作，推出一系列的组合措施，包括国家要求发电、发热的企业全覆盖地，就用煤和发电量与煤炭企业签订中长期协议和合同等，此次拉闸限电限产的持续时间不会太长。

焦点1：为何多地同时出现拉闸限电？

专家：电力供需问题叠加能耗双控影响

限电、停产正在席卷包括江苏、浙江、山东、广西、云南等在内的10余个省份。比如，在东北，吉林、辽宁两省对部分地区的居民用电等采取了较严格的拉闸限电。在广东，珠三角工厂“开一停六”。

为何全国多个省份同时出现了限电、停产，甚至于“拉闸”的现象？林伯强指出，影响拉闸限电限产的因素有两个：主要是电力供需出现问题，能耗双控可能也有影响。

他进一步解释，从需求侧看，今年1-8月，电力消耗需求迅速增多，可以说是近年来最多；从供给侧看，以往电力需求整体较弱，工业企业用电需求比较强劲，今年电力需求迅速增长，在电力系统不变的情况下，出现了供需矛盾。不过，也不排除整个电力系统配置落后的情况。

同时，市场理解煤炭上涨主要是因为产能不够，而产能不足和对煤炭产能、进口煤的一些限制有关——虽然进口煤占比很小，但在整个煤炭供需偏紧的时候，哪怕很小的一块都会造成较大的影响。

“煤炭的上涨，导致发电企业积极性不足，发电企业经营遇到困难。”林伯强指出，今年火电占比超过70%，单纯煤炭价格上涨，发电行业电价不涨的话，可以看到，火电企业库存持续减少，整体煤发电“出力”减少。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管理学院院长丁日佳持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此次拉闸限电最直接的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能耗双控政策的实施，由于十多个省份处在红色预警，完成目标的压力很大，对此不敢消费、限制电力供应也就相应而出。

二是国内电力供需矛盾。由于国内电力供应以“火电”为主，占比超过60%。而且整个电力需求在逐年增加，从2010年-2019年，基本平均每年增加6.3%，且根据预测，未来电力需求还会继续增加。

他还表示，近年来，政府针对煤炭出台并实施了很多政策，包括煤炭去产能，以及煤炭生产的安全和环保等约束。他引用数据指出，“十三五”期间，全国实际退出了5500多个煤矿，退出的产能超过10亿吨。

“在以上多重基础上，煤炭产能相对需求来讲偏紧，进而煤炭价格一直在高位运行。”丁日佳表示，发电企业发电成本增加，但发电价格没有上涨，进而企业发电没有太多的积极性。而且在产能没有释放，煤炭价格高位运行下，不少发电企业面临亏损。

丁日佳表示，随着电力需求的增加，如果新能源或储能技术没有突破发展的话，煤电在整个能源结构中可能还要保持一定的比例。“根据我们预测，到2030年之前或者至少在十四五，基本煤炭的产量还要维持在41吨左右，整体消费可能在42吨以上。”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一带一路能源贸易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董秀成表示，拉闸限电的现象不是今年才有，而是在最近几年都已出现过。他还表示，此前，油气行业经常出现的油荒、气荒现象，和目前拉闸限电引起的“电荒”，本质是一样的，即整个能源体系经济运行出现了失衡。

在他看来，首先，失衡要从供给侧和需求侧进行分析，不过需求侧方面，今年消费需求的增多主要是因为去年基础较小，所以需求不是最主要的。

“问题的关键是发电企业发电的动力驱动性不够。”董秀成表示，煤炭价格涨迅速上涨，企业购买成本大幅度上升，而电价又是管制价格，价格很难传导，实际变成企业发电越多亏损越严重，一些小型的企业就会比较消极，尽可能少生产发电。

第二，能耗双控的问题。董秀成表示，前几年“电荒”的主要原因是双控政策，此轮拉闸限电是双控政策本身和供给侧问题的叠加。而各个省份的情况有所不同，占比权重有所差异，考量基础是不一样的。

焦点2：拉闸限电限产会持续多久？

专家：“不会持续太久，跨年度考核或可缓解能耗双控政策实施的紧迫”

针对“拉闸限电”，东北三省等多个地区迅速作出回应。比如，9月26日，辽宁召开电力保障工作会议，要求保证有序用电，最大可能避免出现拉闸限电的情况。吉林省也召开了全省保电煤供应保温暖过冬保工业运行的调度会议。

此次拉闸限电会持续多久，未来电力供应的形势如何？仍是目前公众关注的问题。

对此，林伯强表示，此次拉闸限电持续的时间取决于政府采取的措施。“一方面，煤矿和电力企业以国有企业为主，如果政府愿意推出一个比较严格的措施让煤炭增产的话，很快问题就可以解决；但是从双控目标来看，各个省份今年都面临该情况，因此，政府可以从宽考虑这个问题，拉大考核跨度。”

在他看来，今年和往年不同的情况是，随着疫情的好转，经济逐渐恢复，电力需求迅速增长，而明年不会这么高。“在该趋势下，明年各个地方就会稍微轻松，所以，跨年度考核或许可以缓解能耗双控政策实施的紧迫。”

“随着多政策组合措施的推出，此次拉闸限电的持续时间不会太长。”丁日佳认为，现在国家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要求所有的发电、发热企业全覆盖地就用煤和发电量，与煤炭企业签订中长期协议和合同；近期发改委和能源局也主持工作，在保证安全产能核定的增加，煤炭的产能可能会得到释放，煤炭价格有可能不会继续增长。

不过，丁日佳认为，要想建立解决拉闸限电限产这一问题的长效机制，需要在电力供需和能耗双控之间选择一个中间的路线。“目前来讲，如果新能源、储能技术没有突破的话，煤电应该还要保持在一定的水平，同时释放先进的产能、煤炭的产能来平抑煤炭价格，这样可能会解决长远的根本问题。”

董秀成则表示，解决拉闸限电限产这一问题，政府可以发挥“有形的手”的作用，对煤炭产能、控煤可能会有所放松；但是政府也要考虑其他因素，兼顾煤控、双碳目标、能耗双控等问题，不能因为解决问题就彻底放开。“政府不管怎么出手，最关心的是民生，要确保老百姓民生用电不出现问题，保民生的供电需求应是政策底线。”董秀成强调。

林伯强还表示，这种大幅的波动，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我们要如何应对，可以在这次问题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使得以后面临类似的问题做得更好一些。”

焦点3：如何避免“一刀切”式拉闸限电，能源结构如何转？

专家：能源转型必须统筹考虑，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是能源转型非常关键的内容

拉闸限电限产现象背后的问题是，能源结构如何转型？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双碳目标之下，出现了一些跑偏的现象。今年7月以来，中央及部委就屡屡强调先立后破，纠正运动式“减碳”，防止有的地方对高耗能项目搞“一刀切”关停等。那么，双碳目标之下，如何在稳妥处理经济稳定增长、降低能耗、保能源安全等多个目标中寻求平衡点？

林伯强表示，由于目前的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经济快速增长对煤炭的需求与碳中和的整体大方向是有矛盾的。以电力为例，这种状况和我国的电力消费工业占70%和电力供给结构煤电占70%左右相关。比如，经济好对电的需求高，煤炭消耗量越大；经济缓和可以减少煤炭消耗。

在他看来，在“碳中和”过程中的高质量经济增长要求尽可能实现“双脱钩”：一是尽可能与化石能源脱钩，二是尽可能将经济增长与能源电力消费增长脱钩。

“中国高耗能产业产能很大，几个产业产能都接近全球的60%，实现双碳目标，高耗能企业发展必须控制。”林伯强表示，如果能把高耗能控制住，鼓励高科技、能耗比较少的产业朝前走，整个能耗结构就能发生较大改变。

丁日佳表示，怎么逐步调整能源结构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调整当中，大家希望新能源或者清洁能源比例大幅度增加，但往往如果储能技术没有大幅度突破的话，电网安全很受威胁。”

对此，丁日佳提出，实现双碳目标的另一个思路是，能不能把煤炭变成一种清洁能源。“因为煤炭在开采过程当中是不直接排放二氧化碳的，主要在利用过程中排碳，集中在发电、炼钢、建材、化工四大行业。那么在行业利用中，能不能把二氧化碳普及、储存甚至利用起来。”

不过他还表示，储存利用二氧化碳的课题已经讨论研究多年，未来我们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到底谁更经济？这涉及今后实现双碳目标采用的路径“解决要真正的从科学角度去判断它的路径，煤炭本身利用好了也清洁。”

谈及政府和市场在其中的作用时，林伯强认为，政府应严格控制高耗能产业发展；对于市场来说，发挥碳交易的作用和初衷。

他表示，理论上碳交易的成本必须要向下一级传导，但目前只有电力行业进行碳交易，只要电价不动，传导就没法进行，很难实现碳交易抑制高耗能和提高效率的初衷。

“碳交易的市场才刚刚开始，后续会有所改善，接下来我们可能还会看到电价改革等措施推出。”林伯强表示，电价改革跟碳交易配合在一起，今后就有希望看到碳交易成本，碳中和的成本往消费者方面传导，最终高耗能得到抑制，技术人员得到鼓励，效率得以提高。

董秀成则强调，能源转型的问题不能单纯从能源角度来规划，必须统筹考虑。其中，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是能源转型非常关键的内容。

在他看来，政府要处理好“两只手”的事情，未来两种机制要并用，且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比如，能效的问题，即单位GDP消耗多少能源，这一块还有很大的潜力。可通过市场机制让它发挥作用。

董秀成认为，对中国来说，关键还是要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考核机制，但确定这套考核机制需要一个稳妥的方案，不能试图快走或考虑不周全。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胡萌 侯润芳 编辑 陈莉 校对 危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