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核泄漏日本福岛」

今天带来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核泄漏日本福岛」，关于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核泄漏日本福岛」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戴维·皮林是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曾经作为驻外记者，在日本生活过七年。2011年3月，日本发生了大地震，造成了福岛核电站的爆炸和泄漏，引发了一场严重的生态、政治和社会危机。皮林在核电站泄露后的第一时间重返日本，所见所闻，就是这本书的由来。

这本书的英文名字Bending Adversity，取自日本一句古老的谚语，类似于咱们汉语里"向死而生""因祸得福""多难兴邦"的意思，表达了对日本人民深深的关切和祝福。当然，这本书并不是单讲福岛核灾难的，而是以福岛核灾难为由头，全面介绍了日本当今社会的文化、经济和政治，从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剖析日本人引以为傲并将此融入社会、政治、经济的"日本特殊论"。

皮林是个记者，上到首相大臣下到贩夫走卒，都有机会亲自采访，得到一手的资料。再加上自己又通政治懂金融，看问题的角度也就比较全面和深刻。但需要注意的是，皮林不是科技记者，也不是核能专家，他对于核能和核安全的认识和批评难免带有主观偏见，同时，皮林以一种西方的视角看日本的"日本特殊论"，依然带着"西方普世论"的有色眼镜，这个需要读者自己甄别。

坐落于距福岛第一核电站不足10英里的小高町唯一缺少的一样东西就是人。

2011年3月11日的海啸引发了自切尔诺贝利之后最严重的核危机。在那之后，小高町的居民被疏散了。在那些可怕的、让人无所适从的日子里，这里的1.28万居民被要求撤离，三起熔堆事故发生之后，周围各城镇被要求撤离的人数共计15万。

近几个月，穿着颇有未来主义风格防护服和白色面具的一群群男人来到这里，清除园子里的顶层土，并且用高压水龙头冲刷墙壁，他们试图清理这片地方的辐射。在附近的一片旷野里，土壤被装进加厚的工业包装袋一袋袋整齐码放着，每个袋子上都贴着小小的标签，上面写着4.5微西弗/小时、7.32微西弗/小时、7.67微西弗/小时等字样。这些数字标识着土壤释放的辐射强度。这些袋子上都写有"临时、临时、临时放置场"的标签。这些临时堆起来的土堆并不是永久性的。当地人担心这些冲水、清除和装袋的做法不会有多少用处。每次下雨之后，新的污染就会被雨水从周围的山上冲下来，辐射水平就会激增。在养老院工作的一位女士现在每天要从几英里之外的一个小镇通勤过来工作。当我问她是否有一天会带着孩子返回饭馆村居住时，她慢慢摇了摇头。

以我的切身体验来判断，辐射水平确实下降了。2011年夏天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随身携带的放射性检测仪就像是疯了一样，每隔20秒就"哔哔哔"地报警。而现在，2012年的3月，它已经不报警了。在前一年夏天来这里的时候，我在一条荒无人烟的街道上遇到34岁的卡车公司工人齐藤洋介。看到另外一个活生生的人让他大吃一惊，当时正值祭祀先人的中元节，他是来给已经空置的家里的先人上香的。在饭馆村，徘徊不去的就只有去日无多的老人和死者的亡灵了。

福岛第一核电站三座反应堆的熔堆事故是近1/4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核事故。跟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一样，它被定为七级核事故，是国际原子能机构评级的最高级。1979年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三里岛核电站事故中发生了不完全熔堆，这次事故被定为五级。福岛这样一座拥有六座核反应堆且面对大海的核电站发生核灾难，其影响会波及全世界。有些国家的政府因此对核电的安全性，甚至是可行性产生怀疑。这次事故发生几周之后，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宣布，德国将在10年内全面禁止核能开发。尽管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亲身经历过核武器毁天灭地威力的国家，它却早已经将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运系在了核能货车上。而如今，在这里，长久以来达成的共识也开始出现裂缝。

这次事故瞬间曝光了以精英主义和遮遮掩掩的官僚文化为主要特色的"旧日本"的一些最糟糕的本质。在战后许多年里，日本专注于发展经济以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这种文化确实发挥了比较良好的作用。但是，这种文化本身的缺陷也非常严重。一份措辞严厉的国会调查报告说，福岛的灾难并不是真正的自然灾害，而是一场"十足的人祸"，是"蓄意疏忽"的结果。这场调查由医学博士黑川清主导，他曾经担任日本学术会议的会长。该调查发现，在这次事故中，监管者、政府以及福岛核电站的运营商全都"背叛了国家，未能尽到在核事故发生时保护国家安全的责任"。运营福岛核电站的私营企业东京电力公司对此次事件的调查则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它将惨剧发生的原因归结为千年一遇的自然灾害，称这种强度的海啸完全不可能预测或应对。

国会调查委员会对此说法提出强烈异议，它在长达641页的报告中称，这次事故是完全可以预见的。大量证据证明，跟3月11日同等级别的海啸之前曾经多次袭击日本，东京电力却选择无视这一事实。调查报告称，这种疏失是东京电力与负责监管它的各个机构之间一直以来沆瀣一气的结果，双方都因为对核能的盲目推崇以及对日本技术的狂妄自信而牺牲了安全性考虑。因为都没有制定应对灾难的预案，所以当灾难降临的时候，它们毫无准备、手忙脚乱。灾难发生之后几天，核电站的监控录像里全是束手无策、无所适从的混乱场面，在发生了两次爆炸之后，核电站的经理请求上级调拨补给和增援，他说："核电站已经瘫痪了，我们已经竭尽所能了，但是现在大家士气低迷。"

一开始，核电站看起来像是能够安然挺过这场天灾。3月11日下午2点46分，当地面开始震动的时候，三座运行中的反应堆做出了恰当的反应——自动停机。中子吸收控制棒被弹出，核裂变随之停止。通向核电站的电力供应也停止了，只有维持应急系统运行的备用发电机组还在工作。然而，在地震结束之后，情况急转直下。整个核电站被建在海滩上，同陆地之间由半圆形的山脉隔开。核电站与巨大的海啸之间唯一的屏障就是一道19英尺高的防波堤，滔天的巨浪正向着它极速奔涌而来。当浪涛的主体在50分钟之后到达核电站的时候，浪高已经达到14米。

浪涛轻而易举地撕裂了防波堤，海水裹挟着汽车和建筑物的残骸涌入核电站，浪涛淹没了核电站的备用柴油发电机组，备用发电机恰恰安装在位于电站和大海之间的涡轮机房的地下室里，整座电站因此而陷入黑暗，冷却系统迅速停机。恢复供电的努力说得好听点也只是毫无章法，东京电力确实用卡车运送了一台发电机到现场，但是到现场之后才发现它的插头跟电站的插座不匹配。日本最大的核电运营商如今就像是一个忘记携带电源配适器的旅行者，几个小时之后，维持一号反应堆正常状态的备用冷凝装置也停机了。现在，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铀燃料棒将周围的水烧至沸腾了，蒸腾的水蒸气越积越多，最终引发辐射性气体的爆炸。在这几个小时里，腔内的气压增加到核定极限值的两倍，东京电力惊慌失措的官员因此而做出了一个后患无穷的决定。为了阻止更严重的爆炸和更大规模的核泄漏，他们必须要进行小规模的人工核释放，将放射性蒸汽释放到大气中。这样做并不容易，阀门已经堵塞了，技术人员身上配备的唯一设备就是手电筒，他们在黑暗中摸索了几个小时，试图徒手打开阀门。

周六上午10点，也就是海啸发生后的第二天早上，放射性蒸汽的释放才得以开始。这已经是最后的赌博了，但是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效果并不明显。氢气开始泄漏到空气中，形成了可燃混合气体。下午3点36分，发生了威力十足的大爆炸。包括我在内的数百万人通过电视屏幕观看了容纳核反应堆的建筑被炸为粉末，其残骸被震波抛向空中。爆炸发生之后，谁也不知道反应堆的堆芯是不是躲过一劫。事后发现，当时它有幸完好无损，可是现在，另外两个反应堆又遇上了麻烦。周一的时候，技术人员开始从三座有问题的反应堆里释放放射性蒸汽并且向堆芯灌注海水给它们降温，这是万不得已时才会采取的手段，因为这意味着这些堆芯就此报废了。但是，这仍然不够。周一上午晚些时候，第一次爆炸两天之后，三号反应堆发生了更大规模的爆炸。存储着乏燃料的存储仓也开始出现问题，铀燃料棒的温度升高到危险的地步。周二上午，一个乏燃料料池发生了燃烧。与此同时，三号反应堆的堆芯发生熔化，第三次爆炸随之发生，释放的辐射是正常水平的1万倍。

随着这场灾难愈演愈烈并迅速失控，东京电力撤出了在核电站工作的800名技术人员中的许多人。留下来的只有几十名核心员工，被称为"福岛50死士"。他们留下来继续奋战，力图控制这场日本历史上最严重的非军事核危机的破坏程度。事后有人推测，其实东京电力的管理层已经讨论过完全放弃核电站的可行性了。在事态最严重的时候，政府其实已经私下考虑过对东京这座世界上最大的都市进行人员疏散。不过，黑川的国会调查报告虽然对其他所有方面都提出批评，却并没有发现东京电力将所有人撤出福岛第一核电站的证据。

不管它是否有过这样的打算，第二天，300名操作人员又回到核电站。他们在最严酷的条件下工作，一天只能囫囵着睡几个小时，吃的是数量有限的罐头食品。曾经，管理人员甚至充满歉意地请求工人借钱给电站好让它能派一队人购买水、食物和汽油。正常情况下，一个工人在任意5年内吸收的辐射不能超过100毫西弗。达到这个水平之后，罹患癌症的风险会增加。为了让危机控制行动能够顺利进行，这个限制临时提高到250毫西弗，是美国核行业工人最高辐射水平的5倍。管理方用扩音器请求工人"理解"，如今他们受到的辐射超出正常水平。

直到12月，首次爆炸9个月之后，核电站才最终进入"冷温停止"状态，这是个相对安全的状态。即便如此，大家也对其中一个燃料池的安全状态忧心忡忡，有些专家担心如果再次发生地震，它就会坍塌。如果坍塌，就会造成比3月份更加严重的核泄漏。毋庸置疑，如今内部彻底损毁且已经变成一片泽国的福岛核电站再也不能恢复使用了。拆除核电站需要花费数十年的时间和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美元。在日语中，福岛的意思是有福气的岛，如今它一点儿福气也没有了。

日本国会调查报告将最严厉的批评留给了如今被称为"原子村"的那个群体，这个体系由操控日本核工业的企业、官僚机构和监管机构共同组成。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核电生产，不过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才大幅度加快核能开发的速度，因为石油危机充分暴露了日本对外国能源的依赖。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殖民灾难"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日本想要掌控属于自己的资源，这其实就是德国纳粹"生存空间"理念的日本版。战争刚刚结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成为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已经开始倡导使用核能。1945年，作为一名年轻的海军军官，他远远地看到过广岛上空升腾的蘑菇云。"当时我就意识到，未来的时代是核能的时代。"他后来这样写道。核能不但能够解决日本的能源问题，还能借机揭开核武器背后的技术秘密。《朝日新闻》的船桥阳一在海啸之后担任了日本再建基金会的主席，他说："战后，最让日本震惊的事件就是中国在1964年进行的核试验，东京奥运会也是在那一年召开的。"船桥表示，有些政客希望日本也发展核武器作为回应。退而求其次的一个方法就是不正大光明地做核武器，而是进行原子弹背后技术的开发，其中包括铀和钚的加工处理技术。

20世纪70年代，提升日本核实力的积极倡导者拿出这个国家战后恢复经济时期的十足干劲，兴冲冲地开始了他们的事业。他们先是购买了英国和美国的核反应堆，不过很快就开始着手引进核心技术。核电站的选址也大都定在比较贫穷的人口相对稀疏的地区，比如日本的东北部海岸，那些地方通常抵制不住慷慨的政府补贴的诱惑。在2011年3月海啸冲毁福岛发电站的时候，日本的电力供应中至少有30%是由核能提供的。日本甚至计划增加14个反应堆，到2030年将核电供电比例提升到全国供电总量的一半。

一旦核能成为一个国家迫切需要的能源，那么其安全性几乎就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还有其他什么原因能够解释在日本这样一个地震最多发的国家建设54座核反应堆的做法呢？这可相当于全球核反应堆数量的1/10啊！这样的一种迫切培育出令人发指的自欺欺人、狂妄自大以及文过饰非的文化。本应对核电运营企业起到监督作用的核能安全保安院隶属于日本经济产业省，是日本核技术最热情的倡导者和支持者，这就像是让全国步枪委员会负责枪支管控工作。核能开发行业为许多研究者提供科研基金，也通过昂贵的广告宣传在媒体大肆宣扬核能的好处。日本国会坚决要求中小学教科书一笔带过切尔诺贝利这样的核事故。许多发电站通过修建融合了核主题的建筑物进行公关，建筑物上会装饰微笑的铀原子这样的标识。《纽约时报》知名日裔专栏作家大西哲光曾经参观过一座原子能主题乐园，在那里，路易斯·卡罗尔笔下的爱丽丝被二度创作为核能安全性背书。"真可怕，真是太可怕了，"在一场展演中，白兔说道，"爱丽丝，我们没有能源了。"然后一只渡渡鸟机器人说，有一种清洁、安全且可循环利用的替代能源叫作核能，爱丽丝高兴极了，用她温柔可爱的声音说道："可以说，这样的能源简直太适合缺少能源的日本了。"说到这儿，她就又消失在一个兔子洞里。

核能行业的劳工政策也存在很大问题，几乎可以称得上后泡沫时代劳动力市场双层化的缩影（编者：作者这个批评太偏颇，核能产业分工和分包明显是世界核能通用做法，不是日本一家特色）。比如，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在2010年3月之前的那一年里，90%的员工是合同工、分包合同工甚至是二次分包合同工。"核工业吉卜赛人"从一座电站迁徙到另外一座电站，在常规停机维护期负责清理放射性设备。很多人原本是失业的建筑工人、当地的农民、流动劳工或者流浪汉。甚至在堆芯熔化之后，东京电力仍继续雇用数百名合同制工人。按天工作的工人为了每天1000美元的薪酬而留了下来。许多人接触的辐射量远远高于正常可允许的水平。《东京电力：黑暗帝国》（Tepco：TheDarkEmpire）的作者恩田胜信称，多年以来，数万名合同制工人受到高于安全水平的辐射污染。

然而，核能安全神话在日本非常深入人心，核电站的经营者没有同生活在核电站阴影下的当地居民探讨过疏散的问题，因为这样就等于承认有可能会发生事故。那些报道核泄漏事件的新闻工作者被耻笑是不了解科学的人。2006年新潟发生了地震，柏崎核电站上空升腾起巨大的黑色烟柱（你绝对想不到，消防员居然扑灭了这场大火，因为爆炸导致了水管破裂）。然而，记者被告知无须大惊小怪，居住在核电站周围的人受到的辐射量还不到在东京和纽约之间往返航程当中受到辐射的1/1000000。就好像"泰坦尼克号"的主人因为相信这艘船永远也不会沉没，而没有为其配备足够的救生艇一样，在海啸袭来的时候，福岛的经营者也没有足够的大巴车疏散所有员工。黑川在报告中说，监管机构已经被核电站"拿下"，他们不但没有敦促运营商改进安全措施，还帮助他们规避规则。

核能监管就是个摆设，可这一事实多年来一直被掩盖。一系列事故以及对这些事故的遮掩清楚证明这个行业已经习惯了走捷径并为此撒谎。1995年，文殊的钠泄漏事故的严重性就被隐瞒起来。4年之后，东海村核电站两名没有经过恰当培训的工人在不锈钢桶里手工混合铀燃料，最后死于过量辐射引起的脏器衰竭。2002年，东京电力承认，20年来，它一直在伪造核电站裂缝安全性的相关数据。接下来又出现了监管"裂缝"，监管方不但没有惩罚东京电力公司，反而愿意帮助它延长老旧发电站的使用寿命。在发生事故的时候，福岛核电站已经运行了40年。一位调查记者写道，电站内部老化磨损的管道系统就像是随时都会爆炸的"妖怪的血管"。2004年，在美滨核电站，灼热的蒸汽从一条破裂的管道中喷出，4名工人死于非命，7人受伤。2007年7月，一场里氏6.8级的地震撼动了世界上最大的核电综合体柏崎·刈羽核电厂。事后披露，这座核电站设计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要抵御这样高震级的地震，雪上加霜的是，它还一不小心被直接建在了地质断层线上。

因此，相关部门和机构在这次福岛核电站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总是遮遮掩掩不肯向公众说明真相的做法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东京电力公司一再否认发生了熔堆，核能产业的同情者也指责外国媒体使用熔堆这个说法就是唯恐天下不乱，是在危言耸听。但是，事实上确实发生了熔堆。东京电力公司后来承认三座反应堆的燃料芯都被熔成一小撮铀微粒，即使用最狭义的定义来衡量，这也是毫无争议的熔堆。监控录像显示，管理层在事故发生几天之后已经清醒认识到存在熔堆风险。通过高音喇叭放送的一份通知说："燃料已经暴露在外一段时间了，因此可能会出现熔堆。重复一遍，可能出现燃料熔堆。"而对于是否要采取向反应堆灌注海水的措施，东京电力公司也一直顾左右而言他，可能是因为这意味着数十亿美元的设备会因此永远报废。电站的站长吉田雅夫勇气可嘉，自行决定向反应堆灌注海水，但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敢决断。事故发生几天之后，东京电力公司的总裁清水正孝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几天。当灾难愈演愈烈之时，他选择龟缩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日本国会调查报告最有趣的部分其实在第一页。尽管报告清楚显示确实有一些人犯下了严重的过失，在"主席的话"一栏当中，黑川并未将这场灾难归咎于特定的个人，而是将其归咎为日本文化。"这是一场'日本制造'的灾难，"他说，"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日本文化根深蒂固的诸多陋习：不加质疑地服从，不愿意质疑权威，坚决'紧跟程序'，盲目的集体观念以及岛国心态。"

黑川清列出的所谓"文化缺陷"是一种反日本人论的观点，而日本人论这种研究所谓"日本本质"的作品如今在许多书店仍占据一席之地。尽管大部分日本人论作者都有着迷之自信，认为这个国家拥有一些独特的优秀品质——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情感高于逻辑，意会高于言传等，黑川却把这套理论完全推翻了。他说，日本人引以为豪的那些民族特色实际上是日本人的缺点。他总结说："对于该为这次事故负责的那些人，如果换成别的日本人处在他们的处境，很可能结果不会有任何不同。"因为，促成福岛事故中一系列灾难性决策的"意识形态在日本随处可见"。

黑川耸人听闻的文化宣言显然引发了诸多批评。其中一种批评就是，通过批评整个社会，他狡猾地为许多人做了开脱。只要你愿意，完全可以用同样的逻辑为日本的战争责任进行开脱：人人都有罪，所以谁都没有罪。哥伦比亚大学的日本研究专家杰拉尔德·柯蒂斯就是对黑川的结论提出异议的人之一。在一篇措辞犀利的社论中，他写道："翻遍整份报告居然找不出一个该为此负责的人，让文化背锅就是在逃避责任。"柯蒂斯认为，个人的作用不可忽视。东京电力公司的总裁回避任何沟通导致了事态的恶化，核电站的英雄站长吉田违抗命令用海水浇灌反应堆的做法却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吉田绝对不是那种"紧跟程序"，只会服从集体利益，盲目服从命令的唯唯诺诺的人。柯蒂斯接着说，"原子村"内部沆瀣一气的现象也并非日本所独有，难道美国的金融家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就没有私下勾结吗？当美国规模最大的那些金融机构把它拖向金融毁灭边缘的时候，监管机构不也是对此视若无睹吗？如果说日本文化将机构的利益置于公众利益之上，柯蒂斯说："那么，我们都是日本人。"

而假设文化是不可改变的，那么黑川的解释实际上等于一堆废话。认为文化一成不变的看法可以算得上地理和种族决定论了。不过，也许黑川原本的意图并非如此。生活在日本的人当中没有几个人会否认他们也发现了黑川总结的那些特点中的一些特点——向内看的倾向，屈从于权威，贬低个人主义——的重要性等。但是，不会有任何一位严肃的日本观察者假装这就是完整的故事。日本人，或者单打独斗，或者团结协作，都在用上千种方式不断挑战和颠覆这些习俗。黑川总结出来的东西也许并非在描述"文化"，更像是对战后官僚机构和行为准则的批评。如果这就是文化的含义，那么毫无疑问，它是可以改变的。

黑川说，成就了日本战后经济奇迹的那些组织性特征到"原子村"这里反倒成了最糟糕的特点。官僚主义的精英计划，集中国家的资金发展特定项目，很少征求全体选民的意见，这些都是战后成功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些做法当中蕴含着灾难的种子。核工业的保护者感觉自己是在执行一项国家任务，要不计一切代价发展核能。这使得他们成了"一支不可阻挡的力量，完全不受公民社会的监督和检查"，黑川写道。他的言外之意就是，这样的习俗也应该被质疑，这其实是文化决定论的对立面。"我们应该认真思考一下，作为一个民主社会的个体，自己究竟有什么责任，"在谈到福岛的集体主义失败时，他如是说道，这意味着强化他所说的"公民社会"。从这个角度来看，黑川的说法不是为了帮助谁推卸责任，他的报告其实在号召个人和集体的行动。

在海啸之前，日本是世界上对核能依赖度最强的国家之一。海啸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2012年5月，熔堆事故发生14个月之后，所有的核电站停止运行。直到几个月之后，位于日本西部的枥木的一座核电站恢复运行，在此之前，这个国家在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实现了全面无核化。不过，关于这次能源政策的重大变动，有一点值得注意：灯还亮着，日本各行各业也没有关门大吉。海啸导致大部分核电供应中断之后的几个月里，日本学会了用更少的电来维持运行。汽车制造商调整了生产时间，一周七天错峰用电，这样大家就不会同时从电网系统争抢电量。丰田从周三到周日开工。在城市，办公室空调被设定在更高的温度。大厦关门提前，上班族每天加班的时间减少了几个小时。2011年夏天，哪怕是东京电力公司这家全球最大的发电企业之一，在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都关着灯，并打开窗户用自然风降温。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辆子弹头列车从附近的高架轨道上呼啸而过，吞没现场所有的声音。不过，那个时候，也没有几个人关心东京电力公司说了什么。

在许多日本人看来，节约能源是很时尚的事情，他们普遍对这个国家之前高度依赖电力的生存状态产生质疑。东京街头自动贩卖机的灯光也应市长的要求被调成昏暗的亮度。甚至，皇室的新闻发言人说，天皇和皇后也在夜间改用蜡烛为节能尽一份力。节约的效果立竿见影，2011年夏天，尽管气温超过32摄氏度，用电峰值却比前一个夏天减少近1/4。有些人认为日本为此付出的代价过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普遍降低了，"前职业外交官冈本由纪夫抱怨道。当时，他正坐在闷热的办公室里，大汗淋漓。正如"9·11"事件标志着美国历史的转折点，他说，"3·11"大地震之后日本也跟以前不一样了。"电力紧缺将成为市民生活以及工业生产领域的常态。"冈本提到的不仅是个人生活的不舒适。跟很多人一样，他还担心不稳定的电力供应以及更高的电价会成为压垮日本工业的最后一根稻草。他说，在与"值钱"的日元做斗争，高额公司税收，不切实际的碳排放目标和刻板的劳动法规这些诸多不利因素的夹击之下，日本企业本就已经举步维艰了。日本的制造商在同韩国竞争对手的对垒中节节败退，因为韩元更"便宜"，还因为根据多项自由贸易协定，韩国产品可以免税进入多个国家的市场，一贯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日本未能与他国签署这样的自由贸易协定。如果再加上高昂的电价，他很担心日本的制造企业怎样才能够生存下去。

除了节约能源，日本还需要付出其他代价。节约能源所能起到的作用仅限于此。为了弥补核能损失，日本必须进口更多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这增加了二氧化碳的排放。不断膨胀的能源账单也吞噬了日本的贸易顺差，30年来这个国家第一次产生贸易逆差。得益于庞大的海外投资规模，日本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还保持着顺差，然而很多人还是很担心，越来越高的能源账单最后终将危及这种盈余。经济学家担心，一旦国家收支也出现赤字，日本是不是还有能力维持天文数字的公共债务。这种情况对日本意味着什么，资深政治人士仙谷由人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他认为放弃使用核能即为"集体自杀"。

许多产业界人士非常认同他的观点，他们认为用可再生能源来替代核能纯属痴人说梦。"我们能够关闭所有核电站吗？我的回答是不行，"三菱株式会社的前社长槙原稔说，"无论在哪里，核能一定要占有一席之地。"曾经执掌索尼公司的出井伸之也有类似看法，他说："核能是未来最重要的技术之一，我们不应该放弃它。"甚至日本太阳能面板制造行业的先驱企业京瓷的创始人稻盛和夫也认为其他替代能源都太不稳定了。他说，除非找到办法大量储存太阳能电力和风力发电，日本放弃核能是非常愚蠢的做法。

核能开发的支持者称核能不但更加清洁和稳定，而且更便宜。据称，海啸之前，核发电的成本是每千瓦时5~7日元，风力发电是11日元，地热发电是12~20日元，太阳能发电的成本则高达47日元。海啸之后，批评核能的人对这个数字进行了更加严格的考证。他们说，所谓的核能发电成本并未包含一些隐形的成本，比如性质差不多等同于贿赂核电站所在地的补贴，以及处理乏燃料的成本。立命馆大学的能源专家大岛健一进行了计算，即便不考虑用来清理福岛核电站废墟的数十亿美元，每千瓦时核电的成本实际上也要达到12.23日元，也就是说比热能和水力发电成本都要高。通用电气公司是民用核能开发领域的先驱之一，福岛核电站正是在它的帮助下建成的，该公司前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也算得上响当当的人物，他也认为核能的经济性优势早已不复存在。美国以及其他地方发现了大量的页岩气，能源价格已经大幅降低，以天然气为主要燃料的火力发电站的生产成本随之降低。而且，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核电生产被要求执行更高的安全标准，这势必会推高核电成本。"他们发现了更多的天然气储备，想要合理使用核能已经越来越困难，"伊梅尔特说，"天然气更便宜，而且很多时候经济性决定一切。"他还说，未来，"天然气结合风能或者太阳能将是大部分国家能源组合的发展方向"。

河野太郎是日本自民党议员中为数不多的、一直以来反对使用核能的人之一，他说"原子村"蓄意阻碍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他说，2000年的时候，核能开发的支持者联手阻止了"上网电价补贴"法案的通过，这项法案能够确保替代性能源生产商的产品具备价格竞争力。在经过了福岛的惨痛教训之后，政府才愿意实施慷慨的上网电价补贴，强制电力企业从独立发电企业那里购买不限量的可再生能源电力。

日本电力供应中8%~9%来自可再生能源，大部分是水电，只有大约1%是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在更积极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德国，这一比例是25%。从理论上来讲，上网电价补贴能够改变日本人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可再生能源的倡导者认为新的法案补贴的范围太狭窄。大岛坐在他因厉行节约而灯光昏暗的办公室里对我说，日本拥有世界储量第三的地热资源和第六大临海面积，这非常有利于开发岸上风力发电。他郁闷地说，日本曾经是太阳能开发的先驱，如今却几乎主动放弃了自己的领先优势。

作为日本最具冒险精神的企业家之一，电子通信公司软银的创始人孙正义很快就决定要鼎力支持可再生能源。他的公司称，计划至少建立10座大规模的太阳能发电站，以构建"东日本太阳能带"。孙正义说，如果他能够说服监管者将1/5的闲置农用地用来建太阳能发电站，他们的发电量就能够超过东京电力公司。"我们将会在全日本推广天然能源，"为京都首个太阳能项目开幕致辞的时候，他这样说道。该项目计划在2012年7月开始。孙正义希望能够带动其他人也采取行动。甚至罗森，一家毫无发电经验的便利店经营企业也说要为其2000家门店安装太阳能设备，并计划将富余电量卖给国家电网。互联网创业家三木谷浩史也注意到这股新的风潮，他曾经以退出强大的商业游说团体——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表明其反对开发核技术的鲜明立场。他解释说，他之所以会退出，并在推特上发布辞职决定，是因为经济团体联合会盲目支持核能开发。他说，通过一些简单的措施，自己的公司乐天已经节约了35%的电量。因此，对那种离开核电日本就会灭亡的危言耸听的警告，他是非常怀疑的。

最明显的变化是，公众对核电的看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民意调查的结果波动很大，但在各种调查结果中，最少的也有一半的人支持最终完全清除核电，只有1/4的人支持保留核电。反核情绪是慢慢积聚和发酵的。在福岛灾难爆发之后最初几个月里，德国爆发的反核示威规模反倒比日本国内要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反核抗议者的数量越来越多。到2012年夏天，首相办公室外面的经常性示威活动通常会聚集数万群众。7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在其杂文集《广岛札记》（HiroshimaNotes）中描述了原子弹爆炸而导致的各种惨剧，发布了他的反核宣言。聚集在代代木公园的示威者人数是继1960年抗议续签《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大规模聚集之后数量最多的。组织者声称17万人参加了这场"再见，核能"的抗议活动，甚至警方都承认有7.5万人参加了抗议活动。官方媒体日本广播协会不改其亲政府作风，居然对这件就在其总部大楼步行可达距离之内发生的大事件没有进行任何报道。

公众之所以会反对核能开发，不仅是因为担心核辐射，更多的还是因为对导致这场灾难的那些狂妄自大和昏聩无能的人不满。怒火还因为"原子村"在灾难发生后不改其虚伪作风，继续撒谎作秀的表现而更加高涨。为了重开位于九州岛的一座核电站，当地的运营商试图用上不了台面的手段操控"市民大会"，派人假装成普通群众大肆宣传核能的好处。在他们的伎俩被揭穿之后，公众对其行径的强烈不满导致该核电站的无限期关停。核电站附近的某些社群已经对补贴产生了依赖性，然而反核情绪在核电站所在地区也开始抬头。这样的情绪在那些距离核电站不远，但是又因为距离不够近所以享受不到国家补贴的村镇更为强烈。地方政治人物纷纷开始鼓励和利用这种反核情绪，致使内阁在重开闲置的核电站时遭遇了更多的阻力。"我才不相信什么因为电力供应不足所以需要核能的鬼话，"信奉民粹主义的大阪市市长桥本彻说，"总的来说电力供应还是供大于求的。"

曾经考虑要疏散3000万东京人这样一个"差不多是宣告国家灭亡"的行为的首相菅直人是反核行动的急先锋。2011年即将过去，他感到自己的首相生涯已经岌岌可危，所以下定决心要跟日本的核工业同归于尽。他发起对日本能源政策的全面审查，开启全面放弃核能的政策通道。菅直人的立场非常明确："我们的国家应该把建立无核化社会作为目标。"菅直人发起了一系列旨在确定核反应堆是否能够在极端条件下确保安全的"压力测试"，东京电力公司被国有化。他还制定了裁撤已经被证明完全不能胜任的监管机构核能安全保安院的计划，新的监管机构将从支持核能开发的经济产业省中剥离，隶属于环境省。其幕僚还讨论了要终结电力行业对发电和电力传输的垄断，这种垄断机制使得其得以制定全世界最高的电价。菅直人发起的反核行动比他的首相生涯更加长久。2012年9月，日本政府不顾来自核工业的反对制定了在2040年实现无核化的正式政策。

引发这场争论的关键因素还是人们对核辐射的恐惧，曾经是原子弹受害者的日本人对这种看不见的恐怖尤为痛恨。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哥斯拉主题电影的主角就是被核爆炸释放出来的邪恶力量。福岛核事故中大量辐射性物质被释放到空气中，排放到大海里，公众很快就掌握了一整套新的辐射术语：微西弗、贝克勒尔和铯。在政府宣布东京供水系统中放射性同位素碘–131的含量是婴儿饮用安全上限的两倍之后，一夜之间，超市货架上的瓶装水销售一空。4月，在福岛南部海域捕捞到的一种叫作玉筋鱼的小海鱼被发现每千克当中含有526贝克勒尔的铯元素，超过法律规定的500贝克勒尔。其后的几个月里，人们在许多鱼类、蔬菜和稻米当中都发现了高于正常水平的辐射物质。日本各地牧场的牛饲料中都包含来自被污染地区的稻草，这导致民众对食用牛肉的恐慌。甚至两头在北海道沿岸捕捞到的小须鲸体内都发现了放射性铯，尽管渔政官员称食用它们是安全的。政府警告父母不要给年幼的婴儿哺喂来自被污染地区的牛奶。15个月后，一条漂浮到俄勒冈沿海、来自日本的船坞也被做了辐射检测，它是被洋流带到美国太平洋海岸的100多万吨垃圾中的一件。

事故发生18个月后，冲绳琉球大学的科学家发现福岛附近的蝴蝶出现了变异，长出凹陷的眼睛和发育不良的翅膀。差不多同时发布的另外一项研究则显示生活在福岛附近的人身上的辐射水平极低。这样相互矛盾的信息让人们无所适从，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安全还是不安全的，也不知道自己能够采取哪些合理的方式进行防护。有些人非常谨慎地避免购买来自福岛附近任何地方的鱼、蔬菜或者肉类。而有些人在反其道而行之，专门购买这一地区的产品来表达与当地经营困难的农民同甘共苦的立场。

要想衡量福岛事件对健康的长期影响，唯一具有可比性的就是切尔诺贝利，因为乌克兰的这场核事故发生在1/4世纪之前。那里出现6000例甲状腺癌病例，发病的几乎全部是不满16岁的儿童。不过到目前为止，只有大约20例是致命的。来自斯坦福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因为福岛核事故而新增的癌症病例将有1300例（这个数字是高还是低大家各有认定），其中致命的估计是130例。然而，还有一些科学家称，日本当局非但没有掩盖辐射的真正危险，反而有点儿反应过度，并因此引发恐慌导致局势恶化。经历过切尔诺贝利事故的血液病专家罗伯特·盖尔甚至说，福岛的污染水平其实相对较低，所以人们对辐射的恐惧其实比辐射本身更有害。比如，在福岛地区，有600名老人的死亡被认为"同灾难相关"，但是他们死亡的主要原因是从福岛地区撤出的行动准备过于仓促。福岛医科大学的山下俊一也指出，低水平的辐射并不会产生多少健康风险，他因此而成为众矢之的。愤怒的网友将他比作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纳粹医生约瑟夫·门格勒。事实上，山下的母亲就是长崎原子弹袭击的幸存者，而他依据数据勇敢地坚持了自己的结论。

节选自《日本：生存的艺术》，有删节